□北京 邵思思

2020年9月，北京的夏日已进入尾声，烈日的阳光开始变得温柔和煦，空气中也刮起了点点微风。在少雨的北方，天是那么高，那么亮，蓝的有些醉人。我从紫禁城外沿护城河奔向午门，通过广袤的太和殿广场，向右转过文华殿。作为故宫600年的特展之一——“千古风流人物”，从官宣那一刻起就吊足了人胃口。要知道，这可是史上最大的苏东坡主题特展啊！

作为展板主视觉图案的，是宋人绘就的《赤壁图页》。浩瀚旖旎的水纹里掩藏扁舟一叶，船中人安然而坐，目向远方。水纹涌动，他自岿然，像是从“凌万顷之茫然”中窥见了人生和宇宙的终极奥秘。

“人人都爱苏东坡”，因为他不仅是北宋文学界的大V，还是诗人、书法家、画家、政治家、哲学家、佛学家、美食家。他现存世诗词3000多首，存世文章4800多篇，数量居北宋之冠，上至耄耋老翁，下至妇孺稚童，多多少少都能吟诵几句他的诗句。他凭一己之力开创了北宋文学自欧阳修之后的新时代，他让“词”这种形式不再是脂粉花巷里的妆楼点缀。据说，有一次，苏东坡问一名客人：“我的词作比柳永如何？”那位客人回答：“这哪里能比呢？”苏东坡吃惊地问：“这怎么说呢？”客人不慌不忙地回答道：“您的词作，必须让关西大汉环抱铜琵琶，手握大铁板，高唱‘大江东去’。而柳永的词作却需要一个二八年华的小女子拈着红牙板拍，细细唱着‘杨柳岸，晓风残月’。”苏东坡听后，抚掌大笑。因为他，“词”这种原本只服务于宴乐助兴的文学形式变得前所未有的辽阔，但仅仅“豪放”并不是苏东坡的本色，他的一生都在追寻“静而达”的通透，无论顺境逆境，都被他一一笑纳。难怪林语堂先生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

所以，作为眉山人，怎会错过难得一见的苏东坡大展？怎能不想起他与眉山的交汇？

1.公元1056年

公元1056年，宋仁宗嘉祐元年，北宋的官家仁宗皇帝来到他的中年。虽孔子云“四十而不惑”，但对宋仁宗而言，这个年纪如此尴尬。要知道，古代君王平均年龄也就40岁左右，更难启齿的是，尽管娶了3位皇后，临幸过30多位妃嫔、宫人，竟无一为他诞下继承人。仅曾有过的3位皇子，均未活过3岁，他不得不把堂兄的儿子赵宗实召唤入宫作为接班人培养。

比起唐宗宋祖，宋仁宗的存在感并不强，但正是默不作声的他开创了中国古代的黄金时代。在位42年，他以“简朴”“审慎”“克制”的美德闻名于世，让太祖一心向往的“文治国家”成为现实——世代君王，莫不好学，执政之臣，也无一不是科举出生。这股庙堂上的清新之风自然也吹到了远在眉州的苏家。

在眉州，苏家虽是大户，但并非以读书闻名，而是质朴的世代农家。在苏母程夫人的操持之下，苏家依靠养蚕、缫丝过着“中产阶级”生活。在纱縠行街苏母置办的这座中等住宅里，有一棵高大的梨树、一座荷花池、一片菜畦、一个名叫“南轩”的读书处。花园中果木鲜花繁多，院墙则是千百竿翠竹的竹林。日子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也从不缺衣少食，苏家上下便被包裹在这片知足的祥乐中。当然，更让邻里羡慕的是，苏家的两个男孩似乎就是天生的读书种子，在崇尚“文治”的北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呓。

而最初向幼小的苏轼种下这颗“种子”的是一位来自京师的先生。这位先生姓名已不可考，只知他带着名儒石守道写的《庆历圣德诗》给私塾的老师看，并对身居庙堂的范仲淹、欧阳修等十一人的修养、识见大加赞赏，仅有七八岁的苏轼听了，就好奇地问：“你说的都是什么人呢？”先生不屑地说：“童子何用知之？”苏轼反驳道：“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对小苏轼这番言语感到十分惊讶，不仅将这十一人的情况一一道来，还特别提到：“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乃人中豪杰。”当然，年幼的苏轼并不知道此四人究竟有何丰功伟业，却深深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并期待有一天能见到他们的“君子之风”。

让小苏轼再次对庙堂关注的则是成都知府张方平。1055年，苏洵听闻张方平的大名，也知得这位知府在蜀中遍寻名士，于是带着苏轼兄弟前去拜访。张方平一见苏轼，惊为天人，以为人间骐骥，并力劝苏洵让二子直接赴京应举。但想要赴京应举，没有人推荐是不行的，苏洵便想请张方平作为两兄弟的推荐人。不料张方平答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乎？”欧阳永叔，即欧阳修，北宋文坛领袖，也是朝廷重臣，由于一些政见不同，张方平与欧阳修的关系并不和谐。但看到苏家二子的大才，他全然不顾个人嫌隙，毅然写信向欧阳修推荐苏家父子，并资助盘缠。这一幕让苏轼感受到朝堂的别样魅力：庙堂虽高，却无阴谋诡计，而是坦率相惜；士大夫之间，虽意见相左，却从未有私怨仇隙。

公元1056年的春天，19岁的苏轼平生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故乡眉山，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经大散关入关中，再向东进入河洛平原，前去京师汴京参加科考，开启了闻名天下的第一步。

（邵思思，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同舟共进》北京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