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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密州(九)

□四川眉山 熊朝东

当代著名诗人臧克家便是密州人。他说:“县衙门的大堂上方竖立着三字大匾‘仰苏堂’,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每每看到这三个大字,便不禁怀思。”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苏轼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词: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开篇好一个“狂”字,尽现苏轼满腔豪情壮志。左手牵黄犬,右臂架苍鹰,胯下追风马,腰悬宝雕弓,飒爽英姿,好一出猎的雄风!随从武士个个戎装,箭上弓弦,人人争先,千骑奔驰,腾空越野,席卷平冈,好一幅围猎的壮观场景!苏轼边张弓搭箭,一边对随从大喊:快去告诉全城的人,随我去打猎,看我像当年孙郎(即孙权)那样亲自弯弓射虎,再现孙郎风华正茂、度亭射虎的英雄豪气。如此声情口吻,豪兴盎然,又带几分天真自信,现出一个“聊发少年狂”的苏轼来。

“酒酣胸胆尚开张”,苏轼将打猎激发出的豪兴转成他的志向,鬓边虽有几根白发,又有什么要紧,廉颇能饭,尚可大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汉文帝时云中太守魏尚抗击匈奴有功,但因报功不实被削爵。后来文帝听了冯唐的劝说,便派冯唐持节符去赦免魏尚,仍让他当云中太守。苏轼多么希望朝廷也会派冯唐这样的大臣传来命令,任用自己带兵出征,像在猎场上那样驰骋疆场,杀敌立功,一展平生之志。辽和西夏的侵扰一直是北宋王朝的心腹之患,抗击辽和西夏,是苏轼一生政治主张的主要内容之一。他一贯反对妥协投降,主张坚决抗击。在应制科时所作《进策》中,他就深刻指出:“二虏之大忧未去,则天下之治终不可为也。”他反对朝廷“岁出金数十百万以二虏”,认为这是“最下之策”。他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富国强兵、抗敌御侮的措施,都未被朝廷重视。在凤翔签判任时,苏轼亲眼看到“边陲不宁,二国益骄”,“庙谋虽不战,虏意久欺天”,对此深感忧虑:“猛士忧塞壖。”于是,他一方面再次向朝廷上书献策,并写了《思治论》,另一方面从思想和行动上积极做着一切应战的准备,买了骑士穿的戎服,努力习武学骑射,苦练杀敌本领。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二月,辽主挑起边境事端,胁迫宋王朝“割地以畀辽”。

北宋与辽的交界,以太行山为中心,分为东西两段。太行山以东,宋属河北路,辽属南京道,以白沟(今海河及其支流拒马河的故道)为界,所以白沟又称渭河。由于在广阔的平原上有大河作为明显的自然边界,宋辽在这段边界上发生的纠纷比较少。太行山以西,宋属河东路,辽属西京道,全为陆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叙,这段边界纠纷历来不断。“只为河东地界,理会来三十余年也,至今未定叠。”这是当时辽朝官员与宋朝使臣相议时所言。

这次辽朝又以河东边界问题发难,故意制造边境紧张局势,对宋进行威逼,胁迫割让土地。《续资治通鉴长编》详细记载了当时的状况。辽遣萧禧使宋,指责宋边将“不顾睦邻之大体”,在“全属”辽方的“蔚、朔、应三州”边境地区,“或营修戍垒,或止存居民”,要求宋“差官员同共检视,早令毁撤”“却于久来元定界址再安置”。萧禧还指责宋在“雄州展托关城,白沟驿馆增修箭亩”等事,有违两朝“誓书”,却闭口不谈己方越界侵边的大量事实,态度蛮横,气焰嚣张。到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三月,辽再遣萧禧使宋,同时在边境地区增派军队,扬言谈判不成,就以武力解决。宋神宗面对辽朝无理要求与威胁,只得持委曲求全的态度,以妥协退让解决边界之争,“凡东西失地七百里”。

由此可见,苏轼在《休兵久矣而国益困》中,“以禽兽视二虏”的观点是正确的。“禽兽”是不会讲理的,生性“贪婪”。又如他在《策断》中所论“禽兽”行事:当处于弱势时,一面巴结,一面行偷窃之道;当有势力对抗时,便攻城略地公开抢夺。这可是至理名言。

苏轼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就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写成的。这次“出猎”实际上是苏轼“一试身手”之举。

(熊朝东,东坡故乡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著有:《苏东坡传奇》《苏轼词选析》《明月几时有》《大写三苏》《苏轼人生风范》《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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