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眉山 熊朝东

北宋时，朝廷于尚书省下设“九寺”，其司农寺职掌仓储、苑囿、库务等业务。苏轼深知官吏多欺压蛮横，胡作非为，使百姓不堪其苦。“手实法”初行之时，司农寺便行文说：如不施行，将以“违制”（违反皇帝命令）论罪。苏轼愤然斥责司农寺所行文书，施于郡县，这都是出自司农寺官吏一时之意，故作虚张声势，拉虎皮作大旗，假以皇帝之名而已。基层官史被蒙蔽，敢有不执行者？而苏轼却看得真切：“岂有增损旧律令，冲改新制书，而天子不知，三公不与，有司得专之者?”当然，在对待“于实法”的问题上，苏轼十分机警地把责任压在提举常平官身上。提举官害怕苏轼“专务规谏”“祸福得丧付与造物”的刚正不阿的凛然正气，赶紧告饶说：“公姑徐之（以缓上报朝廷）!”《宋史》本传对此有载：“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日：‘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日：‘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其实，从一开始，苏轼在密州就坚决拒绝执行“手实法”。他之所以超越一郡之职，敢再次冒险触怒新法派，上书韩绛，实为天下百姓着想，为大宋王朝社会安稳着想，以此达到在全国罢行“手实法”。韩绛还算听得进苏轼意见，经过认真思量，觉得苏轼所言确是实情。于是，毅然罢行。苏轼在《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中，倍感欣慰地对文彦博说：“乃者手实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际，轼尝论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韩公。公时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实卒罢，民赖以少安。”当时，苏轼一针见血揭穿司农寺擅造法令欺蒙的事实，提举官虽向苏轼求情不要上告，但苏轼不为所动，亦毫无顾忌，仍上书元老重臣文彦博加以揭露。

凡为官者，无不深知官场险恶，大多会明哲保身，绝不会干冒犯上级的事情。一般为官者，只要守本分，不鱼肉百姓，不管上级下达的指令对与错，照办就是，官就做得平稳，也称得上是个好官。苏轼却不然，他为官有一个原则，即切以民为重。从以上事例看出，苏轼为坚守这一原则，不惜犯险。而密州任上因法以便民，更是其民本思想的充分体现，是他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展示，他对人民疾苦高度负责的精神及其为官的政治品格，在古代为官者中实属少有。

密州因连年灾荒，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以至于到了“剥啮草木啖泥土”（“啖泥土”，绝非夸张。密州有一种白色的黏土，叫观音土，土质细腻，旧社会每逢灾荒之年，老百姓饥饿难忍之极，常用来充饥。但因其食后不消化，难以排泄，多因腹胀而死）的地步。作为一州之行政长官的苏轼，要想利用手中大权吃香的喝辣的，不是难事。可他没有残民自肥，而是做到清廉自律，与百姓一样揽草木以充饥腹，与民同甘苦，共度饥荒。他宁愿自己吃草根、啃树皮，也不搞贪腐，将稀缺如珠的大米留给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弃儿。一篇《后杞菊赋），真实地记录了苏轼清廉自律的崇高精神境界：

天随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因作赋以自广。始予尝疑之。以为士不遇，穷约可也。至于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而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然后知天随生之言可信不缪。作《后杞菊赋》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黑瘦。何侯方丈，廋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熊朝东，东坡故乡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苏东坡传奇》《悠悠乡情》《苏轼词选析》《明月几时有》《芳草天涯路》《苏东坡养生谈》《眉山苏辙》《大写三苏》《苏轼人生风范》《密州出猎》《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