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邵思思

5、公元1080年

公元1080年，旧年除夕，苏轼结束了为期103天的牢狱之灾，“乌台诗案”暂告一段落。刚走出牢狱，他又文思泉涌了，写下：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少年鸡”是指贾昌，贾昌曾因斗鸡而获得大唐天子的宠爱。这句诗文，如果细细查验，又逃不了讥讽朝廷的指控。写完这首诗，苏东坡也觉得荒谬，执笔大笑：我真是不可救药啊！

当年，苏轼与家眷在黄州团聚。黄州四年，是苏轼的一次彻底转向，这时的他逐渐成了林语堂说的“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的苏东坡。

黄州固然是苦的，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一家人的生活问题首先摆在他们面前。他开始关心粮食和蔬菜，并带领家人开垦了城东的一块坡地，以帮补生计，自封“东坡居士”。

苏轼想起从眉山赴京时，曾做过一首诗给弟弟，“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人生像什么呢？应该就像飞翔的鸟儿刚踏在雪泥上，然后又飞走了。这是年轻的苏轼对人生的第一次描述，不料却成为他一生漂泊的写照。只是，现在的苏轼更通达了：既然人生只不过都是“飞鸿踏雪泥”，那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踏泥，人与人的差别就体现在这里了。

那段时间里，常伴苏东坡的是他的第二个妻子，王弗的表妹王闰之。苏轼常把王闰之叫做“老妻”，闰之在，家就在。初来黄州，好交际的苏东坡最不习惯的就是孤独，为了缓解这种孤寂，他会在万籁俱寂的时刻，漫步于修竹古林之间，谛听风声雨声虫鸣声，有时也会去江边，捡起几个石子打水漂。还会跑到田间、水畔、山野、市集，跟农民、渔夫、商贩谈天说地，央求着人家给他讲故事。一名官阶在身的大才子沦落到如此，王闰之也不曾呵责他，由他去吧。知道苏轼好酒，俸禄有限，她便和苏轼实行“计划经济”，月初便把俸禄分为三十份，一份一份悬挂在房梁上，每天定量一百五十钱以内，即便不够花也不再取。一旦有结余，就放进单独的竹筒，等攒够了，就呼朋唤友沽酒共饮。也是闰之持家有道，虽家中人口众多，俸禄微薄，但从来没断过酒少过食。别人都为他一家的生计担忧，他却有“水到渠成，不须预虑”的从容。在开垦出来的那块荒地上，苏轼找到了更多的乐趣：他种粮种菜，筑水坝、建鱼塘、盖房子，还专程托老乡从四川找种子来种上。

过去他食朝廷俸禄，如今他自力更生；从前他关心的是庙堂之高，现在只觉万物可爱。在他眼里，每一个日子都是具体的、细微的，寒暑往来，秋收冬藏，一草一木、一雨一池，都有无尽的乐趣。他上可陪玉皇大帝，下也可陪卑田院乞儿。在黄州，他为不知猪肉可食的黄州人发明了一道美食，这道叫“东坡肉”的菜至今让人口水横流；明明吃的是味如“嚼虱子”、卖价甚贱的大麦，他们也能吃出新意，并命名为“新样二红饭”。

日子逐渐稳定起来，“乌台诗案”造成的牵连恐怖还在弥漫，许多为官之人对他避之不及。但也有不少亲友通过各种渠道来看他，尤其是来自家乡的安慰，让他颇为感触：得知他家孩子众多，眉州的一位同乡，一名清贫的书生，特意来做他孩子的塾师；他的好友也是同乡的陈季常，四年内曾七次到黄州看他。

四年的生活，已经让黄州成为他的第二故乡，连家中的孩子都会一口黄州话。在奔赴汝州的前夜，苏轼写下：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吴歌。第一故乡回不去了，第二故乡也不知何时再见了。

从人生的低谷慢慢爬起，再从中创造诗意的美学。在黄州的苏轼，学会了与生活和解，与自己和解，他不再执着于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而是随缘自适、随遇而安，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邵思思，眉山青神人，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同舟共进》北京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