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池州 包光潜

苏轼在经历“乌台诗案”之后，仿佛幡然醒悟。所谓的君子，只是写在纸上的颂词；所谓的命运，只是天空倏忽不定的云朵。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苏轼都经受了一场火的洗礼。在山水之乐和亲情慰藉之中，苏轼似乎明白了什么，继续向前赶路，无论前方多么坎坷；又似乎什么都不清楚，仿佛无形的力量左右着他，背后的那串轨迹只是命运使然。

他的理想燃烧成黑暗中的明灯，他的生命在通往天堂的路上屡屡被雷霆打劫。他终究应该感到幸运，还能保全奄奄一息的生命。这奄奄一息之息，从这一刻起就不再属于他自己。因为不再属于他自己，才使得他的生命走向了远方，步入了永恒，烛照了无数文人永无尽头的追求与思索。

毕竟是血肉之躯，他怎么可能没有盘桓呢——肆意地拔高，无助于后人的探索。

我很想知道，苏轼去黄州的路途上到底停留了多少次。这种停留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他义无反顾地前往黄州，那至少说明他已经不再思谋高高在上的庙堂，帝京的身影永远烙在他的背上——沉重，时刻都有压迫感。如果他频频回首顾盼，那不能不说他心中还有许多牵挂和憧憬。也许就在他回首的那一瞬，帝京的巍峨定格在他渴望又挣扎的瞳仁里——锋利，时刻都有痛感。

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

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岁末，苏轼被贬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虽然被“皇恩浩荡”地保留了小小的官职，却因戴罪之身，不能签署公文，不得擅自离开黄州境内，如同软禁。只要不是神仙，谁会没有情绪，苏轼也不例外。他并未超凡，更不是神仙。尤其是生活的困顿与窘迫，生计的无所着落，有时全靠朋友施舍或馈赠，他的心湖不起涟漪？

据史料记载，苏轼初到黄州时，每日家庭开支只能在“一百五十钱以内”。为了节约开支，苏轼于每月月初取出“四千五百钱”，等分“三十串”，然后悬挂屋梁上，每日用木杈挑取一串为家用。若有剩余，便置于竹筒内，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有宾客来时，便用于沽酒买菜。如此看来，苏轼还是一个勤俭持家的行家里手呢。我替他尴尬地笑了一笑。

北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青黄不接的时节，眼看“钱”途无“亮”，二十多口家眷面临着饥寒交迫，苏轼硬着头皮向朋友要了50亩城东旧营地，尽管蒿草丛生，荆棘遍地，但毕竟可以在此修房筑室，还可以开辟土地，耕种食粮。据说苏轼这个“识字耕夫”面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开怀畅笑，吟咏不息。他坐在东坡之上，陋室房前，满目春雪尚未融尽，他一边呼吸挟有春天气息的寒意，一边低吟浅唱：“起居偃仰，睥睨无非雪者。”

大家起哄，要他为陋室取个名字。叫什么呢？他对满堂的家眷喊道：“就叫东坡雪堂吧。”那个说他“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女子，早已将笔墨伺候在左右了。苏轼望着远处即将沉没的山那边的夕阳，屏息敛气，进入沉思默想状态。突然一低头，他抓起那支已经用惯了秃笔，一挥而就：东坡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雪堂建成之后，朋友们纷纷携酒提肉亲往祝贺。苏轼在一片“东坡居士”的称呼中，将朋友们送来的佳酿混装在一个大大的容器中，称之为“雪堂义樽”。融为一体的是情，而推盏碰杯的却是义。往后的日子，苏轼便用剩余的“雪堂义樽”招待朋友，取之不尽，饮之不绝。来访者，大多酩酊大醉，酒意朦胧之际，常有佳作问世，不亦乐乎。

庙堂之外，苏轼拥有雪堂五间、果蔬十数畦、桑树百余株，躬耕于东坡之上，享受着浪漫的田园生活。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据《东坡八首》中“好竹不难栽，但恐鞭横逸。仍须卜佳处，规以安我室”，可以见得苏轼真的是“食可百日无肉，居不可一日无竹”。他没有一点想离去的意思，只想把东坡雪堂打扮成了人间仙境，将雪堂东坡演绎成了世外桃源。在人生的低谷中，苏轼完成了诗意的安居，将人生与文学推到了辉煌的极致。人生不如意，但有诗情在。

（包光潜，中学高级教师，在《青年文学》《星火》《芳草》《滇池》《四川文学》《湖南文学》《天津文学》《山东文学》《安徽文学》等杂志发表作品200余万字。作品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等众多报刊杂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