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邵思思 公元1066年，宋英宗治平三年，苏家二子又一次回到眉山，这次归家水路与旱路并行，光在路上就耗费了大半年光景。虽一路山山水水，还获得官家恩赐，但再明媚的风景也照亮不了苏家二子如枯草般的内心，尤其是苏轼。这一次归家，他不仅要送回父亲，还要送回相伴10年的爱妻——王弗的灵柩。 当年离家时的白衣飘飘少年郎，而今已是官家钦点的凤翔府签书判官与大名府推官。在五年前的制科考试中，苏轼又一次一鸣惊人，苏轼写了《进策》、《进论》各二十五篇，这一次，苏轼不仅拿了第一，还是百年来唯一一个第一。考试结束后，苏轼就得到了人生第一个官职——签书判官。 在凤翔初试啼声的苏轼，很快就证明他不是只会读圣贤书的书呆子： 初到凤翔，就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发现最难办的就是衙前之役。凤翔府每年要定时将秦岭南山的木材通过水路运往汴京，木筏经渭河进入黄河后，水流湍急，翻船的事经常发生，衙吏多为之倾家荡产。苏轼见此情况，深入调查事故缘由，向执政韩琦上书，希望朝廷改变不合理的做法。他为农民做的另一件好事是减税。他发现自元昊叛乱后，老百姓非常贫穷，苛捐杂税、徭役负担甚重，于是上书给当时担任三司使的蔡襄，要求酌情减免。他认为陕西一带的百姓经过元昊之变，元气大伤，需要各种利民政策出台，帮助百姓恢复元气。他甚至主张把茶、酒、盐等生活必需品由官卖变为民卖，限制官府的专利、垄断，使百姓收入增加。 在他的实际工作中，他发现官府的横加干涉才是老百姓不能过好日子的原因，百姓自然有属于民间的智慧，他们的生命如同野草般顽强，只要给些许自由的空间，他们自会朝着阳光雨露生长。他相信，宽宥仁慈才是国家的长久执政之道，只有“裕民”在先，才能“裕国”。 三年任期届满之前，苏轼还亲眼目睹了“刺勇之祸”。1063年，西夏军来犯，宰相韩琦组织应对，凤翔作为后方，承担着几十万大军粮草的重任，如此大的消耗，粮仓就无粮可派。韩琦这时想了个主意，令各府县在当地“逢三丁抽一，组织义勇，以抗外侮”。但西夏军退后，朝廷却不肯遣散这些义勇，因为按照大宋王法，“义勇”不算朝廷官兵，虽为朝廷卖命，但并不负责他们的衣食，由他们家里自行解决。这些“义勇”有家不能回，有田不能种，白白为朝廷服役，又无贼可防，无仗可打，时间一长，岂肯愿意。韩琦则认为保不齐西夏还会入侵，为了控制住这帮人，想了个主意，他给秦凤路各府县下了敕令：凡所雇义勇，一律在手背上刺字，如有逃走，立即治罪。 保家卫国的农夫竟然成了罪犯！朝廷公然实施此种恶政，真是骇人听闻。苛政猛于虎，古人诚不欺我！ 苏轼的家乡四川眉山，曾在北宋初年爆发过轰轰烈烈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宋太祖灭蜀后，北宋把税收的重点放在了曾经的后蜀国，蜀地赋税本就沉重不堪。为了从蜀地“索取”更多的财富，朝廷将当时民间自由交易和流动的几个重要的商品：布、帛纳入了买卖的管制，直接导致了蜀地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失业、破产。公元993年，蜀地又突发旱灾，旱灾引发饥荒，这在“岁无饥馑，年有丰余”的成都平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由此爆发了四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值得注意的是，和历代因土地兼并走向与皇权对抗的农民不同，王小波、李顺并不是以耕地为生的农民，他们主要靠贩茶为生，他们领导的起义军，也主要由商人、饥民、手工业者组成。苏东坡出生时，离王小波、李顺起义刚过去四十余年，但这场起义对蜀地的影响是深远的。多年后，苏辙在《论蜀茶五害状》中说：“牟利之臣始议掊取（施行茶叶专卖），大盗王小波、李顺等因贩茶失职，穷为剽劫……”把叛乱的根源直指朝廷的专卖政策，人祸甚于茶祸。因此，当王安石强制推行他的“市易法”，让国家垄断经营商品，“低收高卖”时，苏家两兄弟已经闻到了灾难的气息。 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十二月，苏轼在凤翔三年任期已满，苏轼带着夫人和长子苏迈回京，并任馆阁之职。正当日子节节向上之时，夫人王弗却病故了。不过一年，父亲苏洵不幸摔倒，很快就药石无灵。在扶灵回乡的路上，听友人报：眉山籍太守陈希亮也故去了！ 陈希亮是苏轼为官凤翔时的顶头上司，虽同籍同朝为官，这位太守并没有给少年天子苏轼多少青睐，反而多次打压他的傲气，弄得他好不尴尬。少不更事的苏轼曾当众作《灵虚台记》，讥讽这位太守趣味粗俗、见识鄙陋，这位上司知道后，不仅没生气，反而把《灵虚台记》刻成碑文放在灵虚台下。经好友陈季常（陈希亮之子）和爱妻王弗的提醒，苏轼才明白：宦海为官，最忌执拗孤傲，愣头愣脑，尤其苏轼少年得志，很容易骄傲自满。陈太守多次“找茬”，不过是尽长辈与同乡之责，希望将苏轼这块璞玉磨练得沉稳老练。 夫人、父亲、长辈相继逝去，苏轼不由得痛哭失声，所谓人生无常，大概就是如此吧。 回到眉山，苏轼把父亲与母亲合葬，并在离父母之墓西北八步的地方埋葬了爱妻王弗，并手栽三万棵松树为爱妻守灵。20年后，他的朋友贾讷到眉州做官，苏轼还专门作诗相送并委托他照看父母、妻子坟园。“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想来，当年种下的松树现在应该松柏青翠满山岗了吧。 眉州故里，让他挂念的不仅有王弗墓前的松树，还有与三老（王庆源、杨君素、蔡子华）一起种下的荔枝树。轻红酽白、骨细肌香的荔枝是苏轼最爱的水果，还留下过“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千古名句。但苏轼的口福并不是从惠州才开始的，在眉州苏轼就品尝过荔枝的美味。苏轼与三老约定：待荔枝树长成即归眉山。 “远赴为官、告老还乡”是许多为官之人的命运，苏轼以为他也会遵循这条自然的轨迹，然而世事难料，苏轼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这棵荔枝树如同王弗坟前的三万棵树，成为苏轼恒久的遥望。“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 （邵思思，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同舟共进》北京特约记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