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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成都故事
广西合浦东坡井。 蒋蓝 摄

□四川成都 蒋蓝

唐宋以降,成都大慈寺一带一直是民间高人的“市隐”场所。箍桶手艺乃“匠之末技”,渴望在卑微职业(比如阍者、屠夫、箍桶匠)中升跃起大智慧,一直是渴望“深入生活”的主流者们的狂想。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成都谯开,博极群书,而不求荣利,简静冲退,好修身之术。日游大慈寺,博访异闻,以广所学。久为蜀中士大夫所称。文同与可尤重之,目曰大慈仙。”文同不但娴熟于蜀地文化,而且一度在成都生活,说法可信度极高。

宋代理学大家程颐、程颢年轻时随父入蜀,在成都大慈寺门口,“见箍桶者口吟易数,就揖之,质所疑,酬答如响,此儒而业于匠者也”。看来蜀学的最大特色就是易学,“易学在蜀”是程颐得出的结论。腿脚奔忙的力役之事,贤者在所不免,桶匠中也有高人啊。传授他们《易经》精髓的桶匠,名字没有留下来,但低微的职业身份暗示了理学家“礼贤下士”的品德。

宋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春,苏轼与苏辙跟随父亲进京应试,路过成都,兄弟俩第二次游历了大慈寺。这距离他们第一次游历大慈寺结识宝月大师惟简,仅仅过了一年。

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苏轼第一次随父入成都,带着其新作“正统三论”拜见益州太守张方平。张方平一读其文章,便以国士之礼待之。苏轼《乐全先生文集叙》云:“某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这一细节,充分彰显了北宋清正刚直、唯才是举的风尚。

苏轼在成都大慈寺市场,得到(买到)一个出自滕大师之手的神奇缸砚,后来送给弟弟子由。子由很高兴,后来为此写了一篇赋。其叙云:“先蜀之老有姓滕者,能以药煮瓦石使软,可割如土。尝以破酿酒缸为砚,极美,蜀人往往得之,以为异物。余兄子瞻尝游益州,有以其一遗之。子瞻以授余,因为之赋。”

碎瓦缸如何变成砚台呢?这显然是异人滕公的江湖杂技手段,众目睽睽之下,“瓦缸砚”被赋予了异乎寻常的成都神力。时值春节,市场异常繁华。这次“三苏”到成都后,时间要从容一些,他们主要是观赏壁画,特别是对极乐院里著名的佛画家卢楞伽的画作尤为关注,赞不绝口,称之是“精妙冠世”。

目睹精美壁画后,苏轼跃跃欲试。

他感念蜀守张方平的知遇、举荐之恩,在千年古刹净众寺画了一幅张方平像,留于寺中。苏洵大喜,为此画作了《张益州画像记》,并写了《上张侍郎书》云:“二子轼、辙,闻京师多贤士大夫,故往从之游,因以举进士。洵今年几五十,以懒钝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今年三月,将与之如京师……”这幅画像,后存成都净众寺“张文定公祠”。

在绘画史上,苏东坡的最大功绩是对中国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令人惋惜的是,这幅画作未能流传下来。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苏轼、苏辙扶苏洵、王弗灵柩回眉山安葬。守孝三年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轼返汴京路过成都。谁也没有想到,这成为他此生与蜀地的诀别。他访游成都,曾寄住成都西郊清水河畔“悦来客栈”,并在一棵大树下品茶会友。相传他临走时,出资在清水河上修了一座青石拱桥,后人取名“苏坡桥”,建东坡亭以为纪念。

晚清诗人周济曾写诗描绘:“西出送仙桥,青羊闻鼓声。浣溪绕草堂,东坡月黄昏。”“书圣遗踪东坡亭”曾与青羊宫、文殊院、武侯祠同列“成都十景”之一。但无论是东坡亭还是苏坡桥的古迹,现皆已不存。今人为纪念这位大文豪,在苏坡东路与三环路交叉处,建起了一座“苏坡立交桥”;桥下精心打造了“川剧长廊”,能欣赏到各色川剧题材的现代装饰画与浮雕作品,呼应着桥名的文化底蕴。

时光如白驹过隙。距王弗染病身亡十年后,恰逢妻弟王缄从眉山到钱塘看望苏轼,苏轼写《临江仙·送王缄》:

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

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

成都、眉山、峨眉山等,不仅成为苏轼的乡愁符码,还成为他动荡命运的“压舱石”。他不是不知道吾乡何处,而是感叹仕宦中的自己,命若飞蓬……

(蒋蓝,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四川大学文新学院特聘导师。已出版《苏东坡辞典》《成都传》《苏母传》《苏东坡传》等专著多部。作品入选上百部当代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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