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 鱼化龙 胡婷婷

敢谏敢言罪宰相

苏辙对自己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深感失望。一气之下，他以父亲在京修《礼书》，兄长出仕凤翔，傍无侍子为由，奏乞留京养亲，辞不赴任。

在凤翔任职的苏轼得知弟弟辞官决定，写诗《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劝慰苏辙，不同意他辞官的轻率决定。苏辙和诗《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为自己辩解，他在诗中说：“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虽然自己已经“学龟头缩”“兼雉尾藏”，但是留京侍父只是借口，他的内心仍然孤傲，坚持己见，不肯低头。

英宗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结束在凤翔的任职，还朝判登闻鼓院，又试秘阁再入三等，得直史馆。于是，苏辙留京养亲的理由不再成立，他向朝廷乞官外任。苏辙被朝廷任命为大名府（河北大名）推官，不久出任管勾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

哥哥苏轼可谓平步青云，弟弟苏辙却在边远之地，担任小小的幕僚，从事繁琐的文字伏案工作。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苏洵在京师逝世，苏轼、苏辙兄弟护送父亲灵柩，自汴河入淮，顺长江回到家乡眉山。次年十月，葬父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

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苏轼、苏辙兄弟服丧期结束后，返回京师。此时，朝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神宗皇帝励精图治，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推行新法，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变法之初，诸法未备，神宗诏求直言。

苏辙见年轻的神宗大有作为，不禁欢欣鼓舞，他奋笔疾书，一道《上皇帝书》，洋洋洒洒近万言。他在上书中说：“夫财之不足，是为国之先务也。”，欲治国必先理财，苏辙抓住根本，深入分析当前国家形势，“夫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而已。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查找导致国家危机的原因，“故臣谨为陛下言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要解决危机，就必须任用贤能，大胆改革。“君臣同心，上下协力，磨之以岁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苏辙慷慨陈词，虽然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但毕竟属于越次言事，内心诚惶诚恐，不知这道奏折上去，会不会又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

哪知神宗看完苏辙上书，大为欣赏。即日破格在延和殿召见苏辙，听取他关于改革丰财的意见，并任命苏辙为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

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变法”组建成立的一个临时性机构，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三司条例司任用吕惠卿、曾布、苏辙等官阶低微的年轻人，参与草拟新法。

对于苏辙这个青年才俊，王安石开始对其寄予厚望。

变法伊始，他曾就“青苗法”的实施，约见苏辙，无比诚恳地表示：“有任何不宜之处，请直说无妨”。

苏辙拿到新法的草案，仔细研读了一番，只回了王大人五个字：“看上去很美”。

王安石当然不服：“此话怎讲？”

苏辙马上答辩：“政府出钱，贷给百姓，即便良民，也难免乱用，逾期还款者，定有很多。州县衙门，又得耗费人力物力，催租逼债。”

王安石脸色一黑，苏辙却视而不见，继续慷慨激昂：“前朝刘晏执政，从不放贷于民。但四方丰歉、谷价贵贱，他都了然于胸。贵时抛售，贱时收购，所以物价稳定，百姓富足。这种‘常平仓’法，极为有效，为何不用？”

王安石微微颔首：“你说的有点道理，容我再想想。”

然后，就没了然后，“青苗法”实施照旧。

没过多久，王安石急于知道新法成效，便派人前往陕西，估算朝廷获利。

州县官吏，为讨上级欢心，纷纷夸大其词，虚报数字。

苏辙听说后，当即致信王安石，直言条例司欺上瞒下，贻笑天下，再次痛斥“青苗法”之弊，力阻新政推行。他直接上书神宗《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表示反对。王安石大为恼怒，将加罪于苏辙，因副相陈升之的反对才作罢。苏辙一不做二不休，上书《条例司乞外任奏状》，请求离开条例司外任。

苏辙时年三十岁，仍然年轻气盛。他身处变法大本营，只要稍加留意，依附顺从王安石，仕途青云直上是没有问题的。他的同事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后来都步步高升，贵为宰相。当然，苏辙二十多年后也担任了宰相，不过这升迁的道路也未免太曲折了。

话说神宗皇帝看完苏辙言辞激烈的奏章，感觉疑惑不解，问王安石：“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

安石曰：“轼兄弟大抵以飞钳捭阖为事。”帝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续资治通鉴》）

显然，神宗是支持王安石的。而王安石说苏轼兄弟“飞钳捭阖”即好出风头，邀功进赏的意思。这就完全曲解苏辙的赤胆忠心了，苏辙看见一项危及老百姓利益的政策即将出台时，奋不顾身为民请命，其精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幸好神宗并未同意王安石加罪苏辙的建议，准予苏辙离开三司条例司。

秋末，苏辙在三司条例司待了短短五个月时间被迫离开。时张方平知陈州（河南淮阳），聘任苏辙为州学教授。这是苏辙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一个锐意进取，勇于改革的优秀青年，转眼间被时代抛弃，划入到反对变法阵营，甚至成为旧党的中坚力量。

苏轼对弟弟受到的挫折深表同情，经常写诗去信问候。

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也因反对新法出判杭州，他在《戏子由》诗中写道：“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虽为安慰弟弟，但苏轼仍然改不了他好开玩笑的习惯。“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别驾（杭州通判）旧齐名。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他们两人都才三十来岁，哪里谈得上衰老，但苏轼对弟弟说公道自在人间，不要灰心丧气。“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面对打击，我们更要坚持读书人的风骨。这首《戏子由》后来也成为苏轼讽刺新法的证据之一。

苏辙的好友文同对苏辙也很关心，二人常有书信往来。文同到陵州任太守时，作《子瞻〈戏子由〉依韵奉和》寄给苏辙，诗中写道：“子由在陈穷于丘，正若浅港横巨舟。每朝升堂讲书罢，紧合两眼深埋头。”，“贫且贱焉真可耻，欲挞群邪无尺箠。”对那些欺负苏辙的小人，他恨不得拿起尺箠（鞭子）加以痛打！“安得来亲绛帐旁，日与诸生共唯唯。”虽然苏辙的年龄比文同小得多（二十岁），但文同表示愿意当他的学生。“君子道远不计程，死而后已方成名。千钧一羽不须校，女子小人知重轻。”文同认为苏辙为道义而献身的精神非常可贵，这一点就是妇女儿童都是明白的。

（鱼化龙：《国防时报》社媒体运营副总监兼主任，系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四川省作协会员；胡婷婷：网络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