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眉山 熊朝东

苏轼在《乌台诗案记》自云:“意取（晋）西凉州主簿谢艾事。艾本书生也，善能用兵，故以此自比。若用轼为将，亦不减谢艾也。”“白羽”指晋朝顾荣与陈敏战，陈率万余人渡河，顾一挥羽扇，陈众即溃散。苏轼在这里以顾荣羽扇却敌自喻，可以看出苏轼想驰骋疆场的壮志由来已久，主张抗敌是何等的坚决，希望朝廷能够“遣冯唐”的心情是何等迫切！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最后充满消弭边患的自信，为自己勾勒了一个挽弓劲射的英雄形象，英武豪迈，气度非凡。然而，现在朝廷是个什么样子呢？自苏轼离开京城出任地方官的五六年间，变法派内部的权力之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谁还会“遣冯唐”呢？

这期间变法派中有两个人物最为“活跃”。其中一个是吕惠卿。对于这样一个阿附新法往上爬的卑鄙小人，司马光最为厌恶。当时，司马光任翰林学士，有一次为神宗读《资治通鉴》，当读到汉文帝时张释谈论卑微的小吏伶牙俐齿善言辞时，司马光说:“孔子厌恶能言善辩的人倾覆国家。能言善辩的人何至于倾覆国家？抵是这样的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贤，以不贤为贤。君主信任他的话，则国家遭倾覆，就确实不难了。”当时吕惠卿在座，司马光所论，是专指吕惠卿。从熙宁六年初到七年春末，因中原持续大旱，灾民扶老携幼流离失所的景象随处可见。当时有一个叫郑侠的京官，将此惨景绘成一幅《流民图》，同时写了一封奏疏上奏朝廷，疏中劝神宗开仓济贫，罢除前法，说采纳了他的意见后，如果十日之内仍不下雨，甘愿被押赴宣德门斩首，以正欺君之罪。神宗得图与疏，经过痛苦的权衡，遂下诏命开封府酌情放弃得行钱，发放常平仓米，百姓所欠青苗、免役且停止追索，方田、保甲法都废止。诏书传达后，据说民间欢声雷动，以表祝贺，三日后果降大雨，似乎连天公也顺应民心，反对新法。王安石见神宗变法的决心发生动摇，加上变法派内部权力之争，只得请求罢相并获批准，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出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行前，以执政推荐吕惠卿，吕遂拜右谏议大夫、知政事。另一个变法派阵营中重要人物邓绾，见好处都落在吕惠卿头上，极不满，加之吕惠卿大权在握，便压制邓绾，这就激怒了邓绾。为争权夺利，他向神宗进言让王安石复原职继续引领变法，并请神宗罢黜吕惠卿。于是，熙宁八年，王安石回京恢复相位。眼看距登上相位仅一步之遥的吕惠卿岂能甘心，完全不顾王安石对他“有卵翼之恩，有父师之义”，使出最卑鄙的手段，向神宗上书，攻击王安石尽弃所学、崇尚纵横之术、欺君罔上，并将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信件呈给神宗。神宗见信中有“无使上知”等语，大怒，将王安石再度罢相，永不得还朝为用。可见小人，往往就是恶人。

对于朝廷中变法派的权力之争，任职边郡的苏轼当然是清楚的。然而，胸怀“有为”之志的苏轼，总是希冀着一个“有为”的“平台”，当这个“平台”不能成为现实时，就会产生痛苦和困惑，他往往又能从这种痛苦和困惑中得到解脱，再产生新的希望。循环往复的矛盾心理一直伴随着苏轼的宦海生涯。

熙宁九年（1076），苏轼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便是表达了他这时的心境: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们清楚地看到“欢饮达旦”、乐而生悲的苏轼，难以排遣胸中的惆怅与困惑、幽愤与失意，间杂幻想与希望的情怀，以及他强烈的入世思想与客观环境不能契合的矛盾心境。清代人刘体仁说:“‘琼楼玉宇’，《天问》之遗也。”何止是“琼楼玉宇”，整首词都是屈原《天问》的浓缩！其忧国忧民之情，令人感慨！

（熊朝东，东坡故乡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著有《苏东坡传奇》《悠悠乡情》《苏轼词选析》《明月几时有》《芳草天涯路》《大写三苏》《苏轼人生风范》《密州出猎》《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