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邵思思

公元1069年，对苏轼而言，不过是苏轼一生中最平常的一年。然而朝中却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不仅是他下半生跌宕起伏的开始，也改变了整个大宋王朝的历史走向。

这一年的苏家二子，刚完成了丁忧守制，又将去往汴京述职。虽身在江湖，但他们也听说了许多庙堂上的事情：此刻，庙堂上的官家不是他曾见过的那位和蔼可亲的仁宗，也不是眉宇中总带着忧愁的英宗，而是一位身姿俊朗的少年。关于这位新君，坊间流传，他相貌不凡，举止皆与常人不一，而且天性好学，每次请教学问皆到日落忘记进膳。那个多次对朝廷的任命“受让不接”的王安石据说也入京了。

对王安石此人，苏轼是有点印象的，在当年苏轼以“百年第一”轰动朝野的那场考试中，王安石就是主考官之一。当时众考官都非常欣赏苏轼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不以为然，反而斥责苏轼之作“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此人虽有士大夫之名，但个人形象不佳：又瘦又黑，须发纷乱，偏偏这副模样，还不爱洗澡，不爱更衣，酸臭满身，连结发之妻都忍受不了，不愿与他同榻。

当然，王安石的才华毋庸置疑，且不论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他官僚生涯的早期几乎都在地方工作。他做过鄞县（今宁波）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和江东路提点刑狱，所到之处，颇有政绩。因此，尽管苏轼的长辈师友，如父亲、张方平等颇多对王安石批评之语，但苏轼对王安石本人并没有恶意。怀着好奇和期待，苏家二兄弟赶赴汴京。

这位新君赵顼（宋神宗）显然不仅仅是好学上进而已，他要的是开疆拓土、制礼作乐，大有所为！少年神宗永远忘不了父亲英宗忧郁不安的眼神。虽然父亲从小长在宫中并被仁宗皇后曹氏亲自抚养，但无论他做什么也改变不了仁宗对他的嫌弃，一旦宫里有哪位娘娘怀孕，他就面临着被退回濮王府的危险。在宫里，他无时无刻不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怕一不小心被人抓了错处，惹仁宗生气，更怕听到宫里娘娘受孕的消息。在这种超强的精神压力之下，英宗变得时怒时喜，暴躁不安——大众很难想象，这位只登上皇位4年的统治者竟然是一位“间歇性精神病患者”。

英宗继位后，一改唯诺的姿态，随即发动“濮议之争”。这场为期18个月，把朝堂搅得鸡犬不宁的争论最终以英宗的获胜而告终，他最终为自己的生父濮王争取到了“父亲”的称号。但英宗这种“偏顾私情”“罔顾大义”的做法还是让朝堂中人感到冷血和不齿。作为英宗的继承人，神宗对父亲的做法一直持有保留态度，他清楚自己的皇位受让于仁宗。他一直有个愿望：他要做得比仁宗更为出色，让事实证明仁宗皇帝的受让没有错！

此时的大宋，虽然有着文治国家的美名，但以“防弊之政”为出发点所立的各项法度，让冗官、冗兵、冗员等现象越来越突出，在“岁供”之上建立的和平也时时让这位君主感到不安。他不想再这样了！他要发起一场彻彻底底的变革！他需要一个得力的老师、一个宰相、一个助手，他选中了王安石！

在很多文章里，把王安石叫做“改革派”，把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叫“保守派”，认为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保守派”的阻扰。其实，在当时的大宋，人人都是改革派，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都想改变大宋的积弱局势，只是怎么变，王安石和司马光显然不是一路人。苏家兄弟自然是站在司马光这一边的。在他们看来，治国的关键在于“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风俗就是国家的元气，如身体一样，只有清净无为，按时起居，导引关节，吐故纳新，才能保持健康。变法则是一剂猛药，虽然能缓解一时之痛，却遗患无穷。

（邵思思，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同舟共进》北京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