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和苏东坡是家喻户晓的历史文化名人，与惠州这座城市亦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虽然相隔千年，两人却因曾经“身处惠州”的共同经历而有了精神上的契合，并在惠州广施善行，赢得了老百姓真诚的爱戴和永久的缅怀。

作为惠州的两大人文源头，葛洪和苏东坡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本文将追溯两人间的历史渊源。

罗浮山景区里，葛洪洗药池和东坡亭相傍相依；寓惠期间的苏轼在自己的诗文里频繁地提到葛洪，表达追慕之意：“东坡之师抱朴老，真契早已交前生”（《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

这都彰显出两位名人不同寻常的联系。葛洪在罗浮山的慈行善举及养身修持的智慧，对谪惠时期的苏轼有一定的影响，促使苏东坡力所能及地为当地百姓办实事；苏东坡寓惠诗文中的“葛洪情结”，又让苏东坡的作品充满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当代学者侯敏指出：“贬谪惠州时，苏轼阅读葛洪著述，参观其炼丹遗迹，在诗文的十多处表达了对葛洪的服膺。”可以说，苏轼深受葛洪的影响，是葛洪的“后世相知”。

葛洪思想深刻影响着苏轼

宋哲宗绍圣元年，苏轼被贬至惠州，前后四年时间，“杖履罗浮殆居其半”。栖隐罗浮的葛洪是一位著名的道教学者、炼丹家、道教外丹派的奠基人。

出于对葛洪的服膺，苏轼精研葛洪写于罗浮山的《抱朴子》，和儿子苏过在葛洪炼丹灶附近搭起一间“东坡山房”，在此学道、炼丹。苏轼《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叙写入罗浮山学道之乐：“道华亦尝啖一枣，契虚正欲仇三彭……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苏辙《次韵子瞻游罗浮山》亦提及此事：“后来玉斧小儿子，亦入《真诰》参仙经。”当代学者伍联群说：“苏轼是在他谪居惠州海南时阅读葛洪著述，倾心葛洪之方术。”

苏轼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体系，但又博采儒、道、佛三家之长，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佛。其中，苏轼出入儒道的人生态度，形成的原因很多，但葛洪的影响不容忽视。

葛洪作为道教徒淡泊处世的人生态度也影响着寓惠期间的苏轼。葛洪于东晋乱世抱负难济，甘于退守，即葛洪所言“恬愉静退”（《抱朴子·内篇·塞难》）。

寓惠期间，苏轼精神追随葛洪、引葛洪为知交：“欲从抱朴传家学”（《次韵韶倅李通直二首》其二）。苏轼如葛洪一样随地而安。苏轼写于惠州的诗歌，《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其二）：“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宋人视惠州为“瘴疠之地，魍魅为邻”（苏轼《到惠州谢表》），苏轼却毫无哀怨嗟叹之辞，深深地爱上了惠州这片民风朴拙淳厚、自然风景如画的土地，无怪乎他在《与王定国》写道：“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买田筑室，作惠州人矣。”

苏轼寓惠时期写下大量吟咏惠州的诗文，也是知足达观、内心和融的表现；如果履危历险只会颓废滞阻，怨天尤人，苏轼断然不会留下这么多赞美惠州的佳篇。葛洪《洗药池》写道：“阴洞冷冷，风佩清清；仙居永劫，花木长荣。”葛洪视罗浮山是避世隐逸的绝佳胜地；而苏轼眼中的惠州亦是“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谪居惠州，苏轼陶醉于惠州的山水湖海，融入惠州的风土民情。当代曾有学者说：“苏东坡是真正能领会并亲近葛洪精神气质的人。”

罗浮山葛仙祠的殿柱木刻联写道——“神仙忠孝有完人，抱朴存真，功侔雨地参天，不尽飞裾成蝶化；道术儒修无二致，丸泥济世，泽衍药池丹灶，可徒遗履认凫踪”，即是盛赞葛洪道儒结合、修德积善的功绩。有学者指出：“苏东坡和李白不同，没有‘一怒而诸侯惧’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他又不同于杜甫，‘致君尧舜上’在他的生命中并不是唯一的追求。后世关于他与方外之士的各色传说表明，苏东坡是一个出入儒道的人物，他和葛洪有着本质上的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