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惠州之于苏轼，本是失意、晦暗的流放贬谪之地，但罗浮山下，惠州西湖的天光湖色，记录的却是苏轼执念苍生，福泽百姓的民本初心，也更丰满了苏轼的旷达胸襟和诗意人生。惠州与苏轼，相互成就，或许应该是走近苏轼心灵世界的极好标本。
□文清
1101年，遇赦北返的苏轼，病逝于常州。晚年回望来路，他留下了“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无职无权的贬谪之地，为何苏轼却自评为是其功业高地？初春三月，参加市委宣传部媒体融合考察，得以从东坡老家眉山出发，成行其中之一的惠州。
夜行水东街、西新桥，在合江楼楼下遥望近千年前“故是人生一快”的青天孤月；漫步惠州西湖苏堤，榕荫拂水，苍劲挺拔，遥忆坡公处“江湖之远”但仍“执念苍生”的民生情怀；登“鹤观一峰，独立千岩之上”白鹤峰，在坡公“规作终老计”的苏祠内，松风亭上，远望千年不变的东江、罗浮山水——短暂行走惠州，追寻坡公足迹，试图从风物人迹和东坡诗词中穿越千年，重新阅读和感悟东坡岭南羁旅之外的诗意人生。
一
大学同学元兵兄一直在惠州工作。得知我难得到惠州，特意邀我到惠州最具历史的水东街小坐，感受惠州颇负盛名的夜市烟火底色。始建于北宋的水东街，紧邻东江水东码头，是惠州保留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整齐划一的岭南特色骑楼，使整街两边成两条长廊。骑楼上住人，下为人行道，雨天行人不忧雨，旧时惠州的工商业都集中于此，至今仍为惠州文旅网红打卡点。
与元兵兄步行回驻地，从水东码头沿滨江路往西，不经意间路过颇负盛名的合江楼。微风拂过东江，高楼倒影，影影绰绰，夜色沉静。东江与西枝江汇合处，东新桥旁，九层回廊古建筑合江楼，灯火闪亮，矗立无言。
合江楼，苏轼被贬惠州安置寓居的首站。只是，我们路过东新桥旁的合江楼实为重建的新楼。九百多年前，坡公真正下榻的合江楼，却在与当下西新桥遥遥相对的东江对岸的位置。
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三日，苏轼因“污诋圣考”“前掌制命，语涉讥讪”而贬知英州，祸不单行，就在他前往英州的路上，在途中又被朝廷三改谪命，再次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最后由原本为外放的地方官而成为“不得签书公事”的罪臣。
在宋代，文臣负罪，贬谪岭外已经是最重的惩罚。无论是广东的英德，还是岭南的惠州，即使在宋代，都还是遥远荒僻的“瘴厉”之地。这一年，苏轼虽然已经59岁，垂垂老矣，却不得以脚步踉跄，颠沛流离南行。
从定州到惠州，四千里长途，数月跋涉的磨难。前路漫漫，一向豁达的苏轼，也未免郁闷。边行且思，苏轼想到了唐代两位和他情况相近、同样心境的“古人”——白居易和韩愈。
途经江西九江浔阳楼，苏轼忆起白居易。“人事千头及万头，得时何喜失时忧。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粱一梦游。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干侧，休宿浔阳旧酒楼。”——《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在当年白居易被贬之地浔阳楼，苏轼不禁感叹与白居易同为“天涯沦落”。
而韩愈被贬的潮州，地理上更是与惠州相近。“蹙蹙怨嗟，有不堪之穷愁行于文字”（欧阳修《于尹师鲁第一书》）。苏轼一路行途，《到惠州谢表》“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字里行间流露出来那种郁闷、失望，几乎与韩愈“蹙蹙怨嗟”的心情别无二致。
绍圣元年（1094）十月初二，间关万里，长途劳顿，失意困厄的苏东坡到达了惠州贬所。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寓惠第一站竟然是被安置在东江与西枝江交汇处的“政府招待所”——合江楼。这多少让他最失意、最难过、最灰暗的贬谪之旅有了一丝别样的温暖和慰藉。
这着实让苏轼意外的安排，对惠州主政者、当地名士和当地百姓来讲其实也不算意外。当然，这背后实际上来自于苏轼在当下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名气。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苏轼，在当时宋国各地，甚至文化贫瘠的北国邻地大辽契丹，全都有他的粉丝。以今天的话来讲，是绝对的影响力“大V”。弟弟苏辙去大辽公干，打交道的契丹官员都问，你家大哥苏轼先生最近有何新作品？
苏轼的强大影响力，虽在偏远荒僻的大庾岭外的岭南，也概莫能外。
初到惠州的东坡，还没下船，热情的惠州人已聚在码头欢迎他。“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包括当时的惠州主政者詹范，也丝毫没有忌讳朝廷的贬谪命令，出于对苏轼的敬仰，特意安排把当时接待朝廷官员、处于“府城东北，当东西二江合流处”的合江楼给苏轼寓居。
在宋代，合江楼原是三司行衙中皇华馆内的一座江楼。皇华馆是朝廷官员的驿馆，相当于现代的政府招待所。按规矩，被贬谪的苏东坡是没有资格住进合江楼的。惠州当地主政的官员、地方名士以及底层百姓，以超级粉丝对超级偶像的热情，以超规格的待遇，给予历经长途跋涉、心情晦暗的苏轼一种特殊的温暖与慰藉。
初到惠州，苏轼并没有受到很多被贬官员面临的磨难与惩戒，反而是被安置在空置给朝廷巡视官员的合江楼，一切看上去还不错。苏轼在此写下：“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作为接纳苏轼首站寓惠之所，合江楼也因苏轼更闻名遐迩，声名远播，成为与广州镇海楼、肇庆阅江楼等齐名的广东六大名楼。
但政敌的嫉妒和打压，未能让这样的好心情延续多少时日。两周后，上面严责，苏轼一行被赶了出来，令其搬迁到一个条件恶劣的寺庙嘉祐寺，在暮鼓晨钟中开始自己的贬谪时光。不过还好，翻过年没多久，在广东担任广南任东路提刑的表兄程正辅刚好巡视惠州。在他的亲自关照下，惠州主政官詹范又安排苏轼于绍圣二年（1095年）四月搬回合江楼居住。
由合江楼开始，年近六旬的苏东坡在惠州开始他两年又七个月的岭海贬居生活。尽管先后在合江楼、嘉祐寺、白鹤峰搬来搬去，居无定所，但乐天自在的苏轼全无羁束，反而和他的朋友一起更加寄情山水，足迹开始遍及惠州市区、汤泉和罗浮山的湖光山色之中。
在惠州，苏轼的朋友圈很丰富，有官有民，有僧有道，还有隐逸的高人，与他登山临水，诗酒酬唱，于不经意间帮助他潇洒应对仕途挫折与晦暗。在惠州，苏轼，渐成在野诗人。
二
和惠州日报的同仁一起，漫步惠州苏堤，泛舟惠州西湖。湖中水面，波光粼粼，干净清新，一派春和景明。湖畔苏堤，古榕榕荫拂水，苍劲挺拔，一如老之东坡。
苏轼到惠州之前，此湖原本名为丰湖。之所以成为与杭州西湖几乎一样盛名的惠州西湖，与苏轼的积极奔走相关。
被贬寓惠时，苏轼的困苦，其艰难程度远甚黄州。政治上，是“不得签书公事”，是薪水也只发一半、戴罪的贬官。生活上，僻处瘴疠横行的蛮荒之地，身体有疾，语言不畅，屡次申请折支券（俸料）得不到批准，食口增多而经济拮据。甚至还面临着“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的生命风险（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
物质捉襟见肘，生活颠沛流离，尽管人生苦难重重，苏轼也能从中寻找到其中乐趣，精神的愉悦从来不曾缺席。纵情山水之间，便是苏轼排遣内心苦闷与政治失意的最好方式。不过，诗词轻松自在里，仅仅只有罗浮山下的湖光山色和四时春光。
惠州西湖，寄托着苏轼的“庙堂”和“江湖”。从“庙堂之高”转向江湖之远，处穷而不移治世之心，苏轼一如既往地挂念苍生。
惠州东江源自江西赣州，水西为惠州州府，水东为归善县。江上竹浮桥简陋，且常被冲垮，百姓靠小舟渡河，凶险异常。到惠州不久，苏轼发现惠州城四面环水，民众出入不便，和在杭州时不同尽管是“不得签书公事”的闲官，苏轼仍四方奔走，向主政官员提出了挖淤泥，建堤坝，修建“两桥一堤”的惠民方案，并动员表兄程正辅、地方官詹范等筹措资金、设计方案，拟建造新桥。为了筹钱，苏轼把皇帝御赐的犀带都拿了出来。
东新桥竣工日，百姓奔走相告、雀跃欢呼，“喜笑争攀跻”。苏轼又倾力修建西新桥，经济拮据而无钱可捐的苏轼，写信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苏辙，将皇帝赏赐弟媳史夫人的黄金数千捐献，促成二桥落成。西新桥所在的苏堤，解决了当地百姓的涉水之苦，当地百姓也为了感谢苏东坡，便将其改名为苏堤。一南一中，杭州苏堤、惠州苏堤，皆因苏东坡而被世人传扬。
和杭州一样，惠州西湖亦有孤山。孤山下巨石上刻“东坡园”三个大字。石刻不远处，有一座铜铸的秧马雕塑，概括了东坡先生寓惠期间的惠民事迹。居中者，乃东坡先生。先生左起往右，依次是骑秧马插秧的老农，手抓草药的村姑，双手举犀牛腰带的孩童，肩挑稻谷的农夫，还有田头的水碓。
东坡园的雕塑，讲述的苏轼造福百姓，为岭南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故事。遭贬途中，路过湖北时，苏轼见当地农民骑在一种叫“秧马”的农具上，倒退着插秧，省时又省力，便把这种农具介绍到惠州，画图仿制。孩童手中的犀牛腰带，是指东坡捐资修西湖的故事。田头的水碓，是东坡从江南引进的先进灌溉农具。农妇手握的草药，则记载了东坡寓惠时，在瘟疫来临期间，苏轼自辟园圃，“无病而多蓄药”——种植地黄、枸杞等药材；并不断给内地亲友写信，购得药材，广为施舍，“劳己以为人”。肩担稻谷的农民雕塑，表现了东坡为惠州农民争取赋税钱粮两便或按低粮价收税的政策，大大缓解了农民负担。他在香积寺看到溪流落差较大，就设计了水碓水磨，给民众用来舂米、磨面，还研磨香粉。
“不在其位，也谋其政”，苏轼也是一位整合统筹官方与民间资源的高手。寓惠期间，他充分利用表兄程正辅的特殊关系，关心惠州民间疾苦和地方建设，在给程正辅的书信中，为民请命、为官纾困的文字比比皆是。如帮助解决驻军用房与扰民、纠正米贱伤农的问题，倡议捐建东新、西新两桥一堤，督促博罗灾后重建并建议县令林抃推广秧马、水碓水磨等先进工具，建议惠州知州詹范“官葬暴骨”。
不仅鼎力关注惠州，也建议支招广州。受浸海之害，广州普通人家无力远道取水，常年引用盐苦水，春夏常瘟疫流行，死人颇多。罗浮道士邓守安提议引距城十里之蒲剑山滴水泉之水入广州，苏轼鼎力支持，遂致函建议广州知州王古修建自来水工程。其后与王拟订方案、筹集经费、凿石槽而通竹管，引泉水如广州工程动工。
从庙堂到乡野，他足迹所至，都尽心竭力为民众办事。苏轼在惠州，无职无权，原本可以完全躺平无为，但他用一手烂牌打出“王炸”，竭尽全力演好了“不在其位也谋其政”的精彩绚丽大戏。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晚年常州回望来路，苏轼能自信大胆自评惠州是其平生功业的三大高地之一。
舟行湖上，水鸟翩跹，水波不兴。惠州西湖的天光湖色间，装下的是东坡的豁然胸襟和盎然诗意。惠州贬谪，本为苏轼仕途的灰暗羁旅，但惠州西湖，反倒意外孕育和成就了苏轼的另外一种生气蓬勃的文化生命张力。
三
白鹤峰上的东坡祠，大概是国内最早建祠祭祀东坡的地方。这里，是苏轼自己出资、自己挑选、自己设计，原本是希望子孙们一起团聚，颐养天年的养老之地。
白鹤峰下，东坡雕像，器宇轩昂，满腹诗书，一身正气。背后浮雕墙，绘有东坡寓惠诗句和故居远景图，四周竹林上挂满他的诗句。
白鹤峰上的东坡祠，依山而建，古阶步道，拾级而上，古树名木郁郁葱葱。穿过德邻堂，拜三贤祠、过东坡居室、东坡书房，登松风亭、招鹤亭。堂前院内，竹椅散放，自然亲切。东坡井口半米见方，深十余米，井壁用青砖砌成，外貌古朴，井水依然清冽。井栏，立有“冰湍”两字石刻。
绍圣三年（1095），因表兄程正辅巡视惠州，苏东坡又得以从嘉祐寺重新搬进合江楼。一年后，随着表兄被召回，敬仰苏轼的地方主政官詹范等也相继离任，不得以，苏轼只好再次从合江楼迁往嘉祐寺。
居无定所。在合江楼与嘉祐寺之间来来回回地搬迁，增添了苏轼对自己贬谪生活的更多感伤。老友离任，想到新来的地方官未必会对自己这么好，同时因为朝局，自觉复出无望的苏轼有了在惠州安“家”的想法。
“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去年家水西，湿面春雨细。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今年复东徙，旧馆聊一憩。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苏轼《迁居》）。
苏轼花费几乎所有积蓄，买下白鹤峰上几亩隙地，意欲久居。拟建屋二十间，凿井四十尺，空地种植花木。“道俗来观，里闾助作”，左近百姓纷纷前来助力。
北宋绍圣四年（1097）二月十四日，苏东坡在白鹤峰上筑屋二十间，白鹤峰新居落成，“古邑为邻，绕牙墙而南峙”，苏东坡自嘉祐寺迁入。“鹅城万室，错居二水之间。鹤观一峰，独立千岩之上。”
白鹤峰上，风景优美，邻里和谐是他喜欢上这个山头的原因之一。苏东坡将客厅命名为“德有邻堂”。林婆酒肆，翟夫子舍，一位卖好酒，一位是当地名士，这都是苏东坡的两位好邻居，翟夫子常邀他过家做客、林婆常赊酒给他，作终老计再合适不过。不仅如此，其他邻里百姓也对这位大文豪热情相待，就连晚上的打更人，都为了不影响他休息而轻轻打更，“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长子迈与予别三年，携诸孙万里远至，老朽忧患之余，不能无欣然。”这一年，苏轼已经62岁了，他从嘉祐寺搬到白鹤峰，还书信在常州的长子苏迈带领全家人来与之团聚。岁月静好。苏轼大概希望，余生就在岭南化外之地，在儿孙的陪伴下，借地种菜、饮酒、赏花、品茗、游览、养生，谈经、研佛、觅句，自谓“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在对陶渊明的学习、唱和与敬慕中慢慢老去。
不过，北方的庙堂之上，却仍然还有敌意者看不惯谪居白鹤峰上苏轼的诗意人生。不到两个月，朝廷一纸谪令，再贬海南，让苏轼和家人本想终老白鹤峰的愿望不能善全。年过六旬的苏轼，不得不与小儿子苏过一起仓促乘船离惠，继续朝南，一叶孤舟，飘摇穿过琼州海峡的海浪风波，去往荒岛海南贬所。
白鹤峰新居则由长子苏迈携带家眷留守。几年后，苏家离开，惠州人把白鹤峰新居变成东坡祠。历代惠州府和归善县的重要官员到任后必须拜谒东坡祠，这种被定型成俗的拜谒仪式，是对东坡先生道德人格的肯定和学习，也是对惠州百姓东坡情结的认同和尊重。苏轼，以其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惠州人的长久热爱与怀念。
站在白鹤峰上的望江楼，远望东江两岸春色，遥想当年这里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似乎能理解，寓居两年零七个月惠州的东坡先生，之所以选中这里“规作终老计”背后的那种淡定、自家与洒脱，以及另一种经历世事沧桑的那种通透明澈。
岭南惠州，岷峨眉州，相距数千里。“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一生颠沛流离，辗转于十八城，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的苏轼，虽然在诗词中表明，岭南惠州已是可以一家团聚规老的故乡。但是，我大胆揣测，在岭南惠州，坡公其实应该也有过无数次月夜，梦归纱縠行苏家老宅，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
因为，苏轼心底念念不忘的真的还有，“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