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邵思思 书生苏轼到底不明白，他们的出局正是因为稳步保守，少年天子要的是急切的变革、是一剂猛药，王安石的冲动冒进才符合他的口味。因此，与其说是神宗选择了王安石，不如说是君臣二人在变法问题上的同等急迫让两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1069年，这位青年皇帝任命王安石为相，发起了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接下来的8年里，“上与安石如一人”，发起了政治、军事领域的一系列改革，甚至在王安石下台之后，神宗继续推行着王安石所开创的各项理财措施，在这个意义上，王安石变法绝对没有失败，相反，是非常之成功的。 在王安石的诸多变法内容中，核心就是“理财”。今人提到宋朝，首先蹦出来的词汇就是“积贫积弱”，然而这种结论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宋朝是”积弱”不假，但绝非“积贫”，相反，两宋时期，国家财政收入较隋唐时期有了大幅增加，国家财政和民间财富的积累也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但为何感受到“贫”呢，原因是财富在地方和民间，朝廷所获有限。王安石变法中最打动宋神宗的一句话便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身处农业社会的宋朝，并没有任何科技进步和科学发展带来的变革性效应，既然没有革命性的因素，又怎么可能出现社会财富的革命性增长？而如果财富总量不增长，那么，理财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分配问题，不在公家就在民间，是“富国”与“富民”孰先孰后、如何协调的问题。王安石变法关切的是如何让北宋国库充盈起来，因为有了钱财就有了对外动武的经济基础，对于老百姓而言，日子是越过越好还是越过越差，这不是王安石需要劳神知晓的。 王安石的变法的内瓤让向来“以民为本”的苏轼怒不可遏，多次上书神宗皇帝力呈新法的危害。1071年，垂拱殿里，苏轼第一次得到神宗皇帝的亲自召见。他明确向皇帝指出“陛下有天纵之才，文武兼备，然而当下改革，不怕不明智，不怕不勤政，不怕不决断，只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所以，还请从容一些、安静一些为好”。 苏轼更看到，王安石相业，会让北宋历经百年确定的“儒家治国”理念重回法家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服膺者们，北宋的士大夫们坚信在皇权之上还有“天道”，因此宁可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在道义上与皇帝一争高下。王安石却认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这句豪迈无双的句子里其实藏着深刻的危机——要知道本来皇帝的权力就无远弗届，能够约束皇帝的其实只是一些道德性的、软性的约束，这些约束不过就是天（老天）、“人言”（社会舆论）以及列祖列宗（本朝的列祖列宗）。但王安石却告诉皇帝：老天、舆论、列祖列宗玩意通通没啥了不起，皇上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相当于把皇权上的枷锁完完全全解开了。这不啻是北宋政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 苏轼实在无法在这样的朝堂待下，于是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在地方任上，他政绩斐然，深得民心，当然也引起了嫉恨。 在湖州任上，发生了差点害他被砍头的“乌台诗案”，这件事的代表着“变法”由观念之争完全演变成朋党之间的倾轧与报复。英宗驸马王诜是苏轼的粉丝，提前将消息通过苏辙告知苏轼，此时的苏轼还并未感觉到危机的到来，有人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还自我调侃道：今后可不愁皇帝看不到我的诗喽。 台吏们对苏轼毫不客气，一州知州被他们如鸡犬般被推搡出门，还嫌不够，还企图把苏轼的朋友一网打尽，这些人包括通风报信的驸马王诜、重臣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累计三十多位，他们试图给苏轼安上谋反的罪名，让他身首异处。然而一介书生又有何谋反的本钱？口无遮拦，这是他唯一的软肋。 在太皇太后的力保下，苏轼最终保住了性命，被贬黄州，做团练副使。驸马被削除一切官职爵位，苏辙贬官筠州，王巩远迁宾州，张方平、黄庭坚、司马光等十几位好友均受到罚铜的处罚。让苏轼感到意外的是，他的对手，此时已隐退江陵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皇帝为他辩护。当年他从眉州走出，向往的就是这股“异论相搅”“共治天下”的庙堂之风。看来，世道还没有坏到不可救药！ 王安石以“拗相公”之名闻名于世，同僚之人皆为其难于合作。新法开始之后，果不其然，遭到了同僚的强烈反对。王安石对这些同僚毫不客气，凡是提出与他相异的意见，均被诋毁为“流俗之见”，他的狂狷让众人避之不及。为了控制朝廷舆论，他几乎把整个台谏清空，并把是否支持他的变法作为考察人事任用的唯一标准，吕惠卿、章惇、曾布、蔡确等人都是被王安石一手提拔的，但这些人恰恰都是品德极为糟糕的人，后人编《宋史》毫不客气地把这些人纳入“奸臣传”里。王安石罢相后，这帮人入职中枢，和王安石不同，在他们眼里，“变法”并不是观念之争，而是打击异己的手段。他们挥舞“变法”的旗帜，把那些对变法有异议的人全部打入另册，并择机迫害——苏轼这个名满天下的新法反对者，自然就是他们选中的目标。 在迫害苏轼的人中，最让苏轼意外的莫过于沈括（《梦溪笔谈》作者）以及章惇，两人都曾是他的密友，因此在他们面前，苏轼才如此坦率真诚，他们却把苏轼送给他们的诗集逐条批注，构陷他“词皆讪怼”，试图在政治上彻底搞臭他。 其实苏轼对王安石新法并不是“无脑反对”，苏轼反对最厉害的是“青苗法”。所谓青苗法简单来说，就是在青黄不接的春天，以较低的利息（20%的利率）将常平仓、广惠仓里的粮食借给老百姓。等到秋收以后，再连本带利一起收回来。但是这种“官与民争利”的行为必然会变成强迫贷款，老百姓不仅没拿到好处，终年劳作下来还欠了官府一屁股债。对免役法，苏轼是赞赏的，任职密州时也还曾推行过田募役法，就是在王安石免役法基础上的调整。许多年后，当王安石变法完全被推翻时，苏轼还对免役法的废除十分惋惜。 由“乌台诗案”确立的朋党之争，在往后的岁月里，极大地耗损了北宋王朝的元气。“朋党之争”虽不是王安石故意为之，但却是由他而起，他的变法开启了一种新的更加专制的、更加缺乏宽容性的政治模式，北宋王朝由此转向。 （邵思思，眉山青神人，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同舟共进》北京特约记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