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骆玉明 苏轼现在几乎是个网红作家了，大家都很喜欢他。我们喜欢他是因为他跟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是个吃货，特别爱吃，他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歌叫《猪肉颂》。我们注意，“颂”是一个很庄重的文体，比如商颂、周颂。歌颂猪肉，就一下子感觉到很亲切。猪肉应该怎么煮？需要耐心，需要仔细，火要小，要长时间地慢慢地炖。猪肉使得我们对苏东坡首先产生了一种很亲切的感情。 再讲一个苏东坡贪吃的故事。苏东坡后来贬官，贬到广东惠州，这地方在当时是很落后的地方。惠州那个地方都买不到肉吃，街上每天只杀一头羊，羊肉是官府的人买走的，像苏东坡这种人是贬官，是受处分的、被监视的官员，所以他连买羊腿的资格都没有，他可以买羊脊骨，肉割掉剩下中间的部分，北方人叫羊蝎子。他发明了一个吃法，就是拿炭火去烤，一边烤一边在上面撒点盐，烤得有点发焦了，拿竹签子把缝里的肉挑起来吃，味道特别棒。他有很多很多吃的方法，特别爱吃。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他很平和，很有生活气息，很接地气。 我们现在讲一个人接地气，实际上包含着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不装，不装腔作势。所以接地气就是很平和，所以有个和尚——他很好的一个朋友说他，在朝堂上的时候非常严肃和庄重，有时候随便地戴着一个粗麻布的帽子，穿着一个拖鞋，跟小孩子说话很和气。我一读就感觉非常能够理解，一个喜欢小孩的人通常坏不到哪里去。他有一种很温和、很有温情的东西。 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很正直。他作为一个官员，非常正直，责任感很强。我们知道北宋最后走向衰败，有很大的原因就是新旧党争，党争的起由是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这个问题太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简单地说，如果围绕着党争，首先是王安石认为他的变法能够给国家带来很大的好处，司马光和苏东坡这些人认为变法是一个很大的祸害，会使得国家不安宁。这是政见不同。但是政见不同会发展成党派之争——不同的政治集团之争，而不同的政治集团之争，就不再具有政治意义，就变成了权力和利益之争。只要你是那一派的人，不管你说什么都是错的。变成了这种权力和利益之争。所以一旦转到权力和利益之争以后，政治所应该具有的理想性以及政治所承担的责任——什么叫政治？政治它意味着一种对于社会、对于民众的一种责任——就失去了政治本身的意义。 在这个过程里苏东坡有一点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始终是站在政治立场，他始终在讨论这一种政策本身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他从来不愿意站在一个派别集团和权力利益的立场。也就是说，苏东坡是一个具有理想的政治人物。而政治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政治要有理想性，政治没有理想性很可怕。因为政治里面充满了权力和利益冲突，而为了这种权力和利益冲突，人会变得非常的凶残。 苏东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而且立场非常明确，所谓旧党，也就是反对新法的这一党，领袖人物说起来是司马光，但是苏东坡无论如何也是一个领袖人物。因为当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苏东坡《上神宗皇帝书》是万言长篇讨论这些问题，非常的严厉，他有他的想法。苏东坡因为反对王安石，也遭过很大的罪，甚至遇到很大的危险，那就是所谓“乌台诗案”。有新党的人说他写诗攻击朝廷的政策，然后苏东坡就被抓起来，被很恶劣地对待。当时他坐牢以后，他跟家里人有个约定：如果说案情恶化，就是要杀头了，那么家里给他送菜的时候送鱼。但是那一天他家里人有事情，就把送菜的事情托给别人去做了，又没有事先说好这个暗号，那天就送了一条鱼进去。苏东坡一看一条鱼，完蛋了，连绝命诗都写了。因为他经过生死考验，虽然他没有实际上被杀，但他心理上经过生死考验。所以乌台诗案以后东坡对人生想了很多，就变得很豁达。我们知道苏东坡一生当中最好的文学作品，《前赤壁赋》《念奴娇》都是在乌台诗案之后写的。 后来他不是又回去了吗？旧党又上去了，也就是高太后执政的时候，他受到高太后的器重，升官升得很快。苏东坡贬官的时候一路贬，升官的时候也是不停地升，都来不及到任就升。苏东坡做过礼部尚书，这也罢了。他做过兵部尚书，管军事的。但是那个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旧党的人要对新党采取严厉的打击态度，尽废新法，就是要把王安石变法的东西全部给废掉。但是站在政治的立场，所谓政治的，也就是站在政治本身的目的性的立场，就是政治要有利于国家、有利于老百姓的这个立场，苏东坡觉得这个不对，不能够一下子全部翻过来、一下子全部翻过去。全部翻过去，老百姓付的代价太大了。新法有些东西如果行之有效，没有大的弊病，应该把它保留下来。那群人就觉得你这个人脑子坏掉了，“怎么还有好的东西呢？”有好的东西，不是意味着这些人还有翻身机会吗？结果他又做不下去，又去到地方上做官。到了新党再上台的时候对他并没有客气，并没有说你这个人跟那些人不一样，你这个人还是脑子好的。一路又打击，贬到惠州，最后贬到海南岛。 苏东坡看不起二程，就是程朱理学的二程，他就直接在奏章里面骂程颐是个奸邪。这个很多人不太能理解，因为二程在传统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圣贤。 苏东坡反对二程、特别是骂程颐是奸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是有根据还是没有根据，但是我们能够看到他矛盾的点在哪。就是二程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抹杀人的感性的生活，否认人的感性生活的价值。 什么叫感性的生活？就是人的日常生活的趣味、情趣。程颢有一封信里面说，人家请他去喝茶赏花，他说我生平不爱喝茶，也从不赏花。我们知道茶在宋代很流行，茶是人们的一种日常生活趣味，简单来说，茶就是生活的艺术化。如果把不喝茶变成一个规则或者对人的一种要求，那其实就是对人的生活享受和追求的一种否定。 神宗死了以后，哲宗继位的时候岁数很小，是个小孩，哲宗的老师就是程颐。有一次哲宗春天摘了一根柳条，然后程颐就指责他，说春天是万物生荣的季节，你不能够摧残它。按照儒家的道理看起来好像很合理，因为儒家的道理讲的就是天人合一，所以儒家是反对折损春天生荣的，所以春天不可以打猎，春天不杀牲口，因为它是一个生长的季节。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原则落实到一个小孩子摘柳条这个事情上去。这是对人的一种很严苛的态度。 在苏东坡看来，这种抹杀生活的感性和抹杀生活的艺术性的人是可疑的，人品是不可靠的。矛盾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也就更能够理解苏东坡。苏东坡是一个温情的人，是一个正直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豁达的人。 （骆玉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徐文长评传》《南北朝文学》等专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