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 鱼化龙 胡婷婷

浮沉十年失意客

跑来陈州任州学教授，苏辙完全是不得已，因为在朝廷已无法容身。他本想辞官归田，但又生活无着。

陈州教授当然要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务。但当时王安石“新学”时兴，他的“旧学”根本无用武之地。苏辙在陈州时，仍无法忘怀世事，在《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中，他把神宗即位之初所行之政同后来的变法作对比，对新法继续进行激烈的抨击。

陈州任期三年已满，苏辙又到齐州担任掌书记。三年任期满之后，也就是熙宁九年，苏辙正好罢齐州任，回京等候改官。

神宗罢王安石之相而不废王安石之政，苏辙于是写了《自齐州回论时事书》与《画一状》，逐条反驳了坚持青苗、免役、保甲、市易等法的理由。苏辙反对新法的大量文章，以后者讲得最具体、最系统。

这之后，苏辙又在南京（今河南商丘）任签署判官。在南都签判任上，苏辙的心情依然很不痛快，这首先是由于政见不同，在仕途上一直失意，荆棘丛生。自从出仕以来，他所学的治国安民之术完全用不上。这也难怪，从他进士及第算起，二十年过去了，从第一次出任大名府推官算起，也整整十二年了，而他仍然一直担任繁琐而又枯燥的幕僚工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轼已经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担任过地方行政首长，独当一面地做过不少实际的工作。由于位卑俸薄，子女又多（三子六女），他的生活一直很困难。而仕途愈来愈险恶，也是苏辙在南都心情特别不愉快的重要原因。

让他烦心的事不少，这其中偏偏还有一个他的亲哥。

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为写诗文抨击新法与朝廷，被捕入京，接受审理，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被捕入狱，以为命不久矣，遂写下“遗诗”两首，委托狱卒梁成，转交弟弟苏辙，“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辙收到后，百般感动，万分担忧，随即上书朝廷，冒死进言，称愿意削去官职，换取兄长自由之身，言辞恳切，感人肺腑：

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

臣窃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

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

任何时候，都不要忽视文字的力量。

兄弟俩的诗歌与奏折，前后脚传入朝廷，神宗皇帝本就柔软的内心，再次受到震撼。

加之老臣范镇、张方平，宰相吴充，以及太皇太后曹氏等人极力说情，苏轼终于获释，被派往黄州，担任有职无权的团练副使。

苏辙也同时被贬，监筠州盐酒税，且五年内不得调任。

“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莫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

（《东轩记》）

早上在闹市区里贩卖烟酒、收食品税，与市井小民为一分钱争得面红耳赤。晚上一回家就筋疲力尽，倒头而睡，苏辙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穷忙族。

苏辙在筠州期间，结识了新喻县的吴厚，他家建有浩然堂，并向苏辙请教何谓浩然。苏辙回答他说：古之君子，平居以养其心，足乎内，而无待乎外，其中潢漾，与天地相终始。止则物莫之测，行则物莫之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生死得失而不惧，盖亦未有不浩然者也。（《吴氏浩然堂记》）这才是苏辙对待祸患的真实态度，就是要“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就能做到“不为易勇，不为险怯”，不为贫贱、患难、生死、得失所动。“不以物伤性”“不以谪为患”，苏辙在筠州实际上同时存在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既有忧谗畏言的一面，又有“不屈”“不惧”的一面，而后者才是他思想的本质。因此，即使在筠州，他也仍在讥刺变法。

苏辙立功既无望，于是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而放在立言上。苏轼在黄州开始写《易传》《书传》和《论语说》，苏辙在筠州也开始了《诗传》《春秋传》《老子解》《古史》的著述。

元丰七年，改任歙州绩溪县令。

“行年五十治丘民”（《初到绩溪》），彼时的苏辙，已年近五十，两鬓斑白。

苏辙《初到绩溪》诗写道：

行年五十治丘民，初学催科愧庙神。无限青山不容隐，却看黄卷自怜贫。雨余岭上云披絮，石浅溪头水蹙鳞。指点县城如手大，门前五柳正摇春。

这又是一篇感慨很深的诗。苏辙当时四十七岁，从进士及第到现在，已二十八年；从制科入等到现在已二十四年；从第一次出任大名府推官到现在，已二十年。在同一时期，苏轼虽不得志，但已三典名郡（密州、徐州、湖州），是地方长官，做过杭州的副市长、密州和湖州的市委书记，况且诗文名满天下，每到一处都有粉丝团和后援会，连神宗皇帝吃饭的时候都要阅读苏轼的最新诗文，日子过得还算些许惬意；而苏辙连一任地方长官都没有做过，现在才第一次担任县令，而且仅仅是一“县城如手大”的山区小邑的县令，比知州的地位低得多。

苏辙读着哥哥寄来的《沁园春·孤馆灯青》：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苏辙就寂寞批衣，起坐薄寒，才也纵横，泪也纵横。

（鱼化龙：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四川省作协会员；胡婷婷：网络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