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 夏钦

苏辙18岁那年进京赶考之前，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在成都第一次见到了时任成都府尹张方平，由此结下了一生的情谊。张方平是北宋政坛上的一代名臣，除了经济管理方面的过人才能外，还以爱才惜才著称。

张方平一见年轻俊朗、聪明好学的苏辙兄弟，即许为“国士”。所谓国士无双，典故出自《史记》。据《宋史·张方平传》记载：“守蜀日，得眉山苏洵与其二子轼、辙，深器异之。”

据宋代无名氏所撰的《瑞桂堂暇录》记载，张方平与苏辙兄弟交谈一番后，出了六道题来考他们，考完后高兴地对苏洵说：“二子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慎重，成就或过之。”

正是在张方平的推荐之下，苏辙兄弟才远赴京城，参加开封府的解试，由此开启波澜壮阔的一生。后来，苏辙曾两次在张方平手下工作，并且两次都是张方平主动出手，积极向朝廷争取，才解脱了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导致的命运危机。一次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苏辙因为在制置三司条例司中与主张变法的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贬时，张方平主动向朝廷申请，苏辙才到了陈州做学官。另一次是熙宁九年（1076年），罢齐州掌书记的苏辙回京候职，又因为大力抨击变法的主张而再次遭遇政治上的寒流。

变法推行几年来，朝中人事不断变化，新法实施中暴露出的诸多弊端，也引起新旧两党之间上上下下争斗不断，此时王安石已经罢相，变法的实际操盘手已经从王安石变为神宗皇帝。候职期间，热血中年苏辙对变法逐条抨击，言辞激烈：“盖青苗行而农无余财，保甲行而农无余力，免役行而公私并困，市易行而商贾皆病……”总之，在苏辙的眼中，变法体无完肤，应尽早废除。

自然，苏辙渴望通过自己的政见主张引起皇帝的关注，而在仕途上希望有所作为的想法落空，他被任命为著作佐郎，主要协助著作郎修撰国史和起居注。面对这样的改官结果，苏辙十二分的不满意，也不太想做，在例行地向皇帝上谢表时，也是牢骚满腹，在《谢改著作佐郎启》中，苏辙直言道：“迂拙之人，废弃已久。偶岁成之及格，蒙叙法之推恩。”意思是向神宗皇帝摊牌：这样的官职，我没有兴趣干。

这时候，远在南京（商丘）留守的张方平，再次帮了苏辙一把，救他于水火中。当张方平听闻苏辙的改官消息后，就极力上疏推荐苏辙，目的是帮苏辙摆脱任职著作佐郎的尴尬。面对不想上任的苏辙和极力推荐的老臣张方平，神宗皇帝做了一个顺手人情，遂辟苏辙为南京签书判官。就这样，39岁的苏辙用了十多年时间兜兜转转，从中央要害部门再次回到了地方基层岗位，像极了歌词唱的“终点又回到起点”。

南京签书判官尽管依然是一个幕僚小吏，但却是一个有职权有事做的职位，何况是在宅心仁厚的恩师张方平手下工作呢。苏辙对张方平的感激之情，自然诉说不尽，在《谢张公安道启》中，深情写道：“矧留都之清静，眷幕府之悠闲。再辱辟书，重收孤迹。”

纵观张方平和苏辙兄弟的交往，无论朝廷政局如何风云变幻，张方平始终极力呵护、支持着苏辙兄弟，而苏辙兄弟也十分敬重张方平。苏辙晚年在总结其和张方平一生的交往时，把他们的友谊归结为“‘师友之交，亲戚之情’，一生知己。”兄长苏轼在给张方平撰写的墓志铭中，也深情回忆道：“我游门下，三十八年，如俯仰中。十五年间，六过南都（商丘），而五见公。”

在南京签书判官两年多的任期上，作为幕僚成员，苏辙的主要职责，依然是帮三任知州张方平、龚鼎臣、陈与义起草各种文书。逐条翻看这一年多的苏辙年谱，密密麻麻写满的，都是《代南京张公安道免陪祀表》《代张公贺南郊表》之类的公文，独当一面可圈可点的政绩，史料阙如。两年多的时间，苏辙创作了诗词一百余首，可以说迎来了他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

因为恩师张方平的照拂，苏辙倒是有了大把的时间，用于朋友之间的诗酒唱和。熙宁十年（1077年），苏辙陪兄长苏轼到徐州赴任，一路走走停停，游山玩水优哉游哉，还借范镇的东园，和兄长苏轼一起，帮侄子苏迈完了婚。在徐州一逗留就是四个多月，游览了徐州的百步洪、汉高帝庙、石经院等名胜，四个多月与兄长苏轼朝夕相聚于逍遥堂，短暂实现了青年时在怀远驿准备制科考试的“夜雨对床”约定。对这样宝贵的美好时光，兄弟俩倍加珍惜，都有诗作唱和留存，苏辙在《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中写道：“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苏轼在和诗中也写道：“别期渐近不堪闻，风雨潇潇已断魂。”一起过完中秋节，苏辙作《水调歌头》后与兄长告别。

如果不是因为在“乌台诗案”中上书营救苏轼，苏辙被贬监筠州盐酒税，我们不知道他在商丘岁月静好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他的人生轨迹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元祐六年（1091年）十二月，张方平薨于南都，“问后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将身后大事全权委托苏辙兄弟，可见对他们的信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师生情谊而上升到亲情层面。

商丘是“商祖、商人、商业、商品、商文化”的发源地，中华始祖、三皇之首燧人氏在这里发明了钻木取火，开创了人类文明历史的新纪元。又因为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在商丘陈桥驿发动兵变的，商丘也被称为两宋“龙潜之地”。

到商丘寻找苏辙，只有梁园和应天府书院，是时任签书判官的苏辙常常会去凭吊的地方，从这些景观中，还能依稀感受到一丁点苏辙的气息，在历史的天空回荡。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罢徐州知州，改知湖州。任命下达后，苏轼赶去赴任时，就想绕道来南京看苏辙，作诗《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看了兄长寄来的诗作，念及兄弟二人时常谈论梁园，苏辙一日烦闷中前往斯地拜谒后大失所望，遂作《和子瞻自徐移湖将过宋都途中见寄五首》诗曰：“梁园久芜没，何以奉君游。故城已耕稼，台观皆荒丘。池塘尘漠漠，雁鹜空迟留。俗衰宾客尽，不见枚与邹。轻舟舍我南，吴越多清流。”在苏辙的笔下，梁园已经荒芜，原先的故城已成为一片可耕的田地。昔日的台观楼阁也成为荒芜的土丘，曾经辉煌的梁园盛景，经过千年沧桑岁月的时光消磨，早已经衰败不堪。这哪里是在描写梁园的时光变迁，这分明是借梁园的酒杯，浇自己心中仕途不顺、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的块垒。

历经千年的沧桑变化，三百多平方公里的梁园已经淹没于历史的岁月之中，只剩下三陵台、清凉寺、朱台等孤零零的遗址在诉说昔日的辉煌。正所谓：梁园遗址今犹在，千年依唱汉梁风。

“宏大，绝美！”一进入汉梁文化公园，脑海中浮现的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文字。此时悬挂在天空的晚霞正好，投射在公园内的湖面上，像镀了一层波光粼粼的金子，湖中成群的野鸭像灵魂附体一般一动不动，沐浴着晚霞的光辉；洒在飞檐翘角的楼宇上，建筑像披上了一层神秘灿烂的光晕；落在树梢、芦葭、荷叶、草坪上，像从天而降的五彩祥云，赋予植被以柔和的光芒。

今天，微缩版复活的“梁园”——汉梁文化公园作为商丘市的文化地标，将商丘的历史与未来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展现着这座城市的魅力与活力。

汉梁文化公园很大。对于一个地级市而言，占地1000多亩的公园已经是超级大手笔了，亭台楼榭密布而不显拥挤，河湖水系丰富更显妖娆。公园内仅桥梁就有18座，站在最高的蒹葭桥上，园内大半景色尽收眼底。

汉梁文化公园很小。与汉梁孝王时的“三百里梁园”美景比起来，如今的汉梁文化公园只是一个“展示馆”，它将记载于古书史志中的梁园景观集于一处，虽不宏大，却也秀美。

沿着商丘古城南湖边的小路径直往前走，映入眼帘的是一株株密匝匝铺排向前的月季花，蓬蓬勃勃地生长着。不久，淡淡的芳香就将我们引到一排宋代风格、红墙蓝瓦模样的建筑院落前。远远望去，“应天书院”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高悬建筑中央。

提起古代“四大书院”之首的应天府书院，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就是范仲淹，他不仅在弱冠之年曾在当时还叫睢阳书院的应天府书院苦读，“五年未尝解衣就寝”，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划粥割齑”的成语，还在回商丘丁母忧时，在晏殊的邀请下，主持应天府书院。在范仲淹的努力下，应天府书院培养出了一大批国家栋梁之材，欧阳修、石介、王安石、曾巩、张载、孙复……一颗颗中国历史上的璀璨之星，从这里冉冉升起。

和很多历史古迹历经战乱、火灾的洗礼，建了又毁了又建一样，现在占地50多亩的应天府书院，也仅仅只有二十多年历史，但它作为一面精神旗帜，一直高高张扬在读书人的心中。

从应天府书院出来，便是波光荡漾的南湖，芦花如瀑，随风飘摇。

苏辙履新商丘期间，苏轼多次到商丘，除了看望弟弟之外，也拜谒前辈，重见故交，结识新知，并创作了34篇（首）诗文，给历史厚重的商丘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苏辙众多的宦游之地中，商丘除了是工作驿站之外，还是亲人安葬之地，情感思念牵挂之地。到商丘工作不久，乳母杨金禅随苏辙到徐州看望兄长苏轼时，不幸病逝，苏辙将乳母灵柩暂殡于商丘古城西南开元寺。后来经历了“乌台诗案”的人生低谷后，苏轼从黄州迁汝州的途中经过商丘，将其迁葬于商丘古城东南三里的广寿院西，并作《保姆杨氏墓志铭》，为“百世之后，陵谷易位，知其苏子之保姆”。

也是商丘，彰显了苏辙兄弟友谊弥深。接到好友王巩派人送来御史台派皇甫遵到湖州逮捕兄长苏轼的信息后，苏辙派人马不停蹄赶去通报消息。为此，付出了五年贬谪筠州的沉重代价。

苏辙已经故去千年，而历史上的南京应天府也已消失在岁月深处，然而历史的典籍还在，苏辙的诗文还在流传，苏辙和商丘的故事就会一直流传下去。

（夏钦，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成都高新区融媒体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