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钦
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金秋时节，站在革命圣地延安这片热土上，用脚步在清凉山、宝塔山和凤凰山丈量范仲淹镇守延州（延安）时的遗迹遗址，如范公祠、烽火台、摘星楼、镇西楼、嘉岭书院、范公井时，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饱含的内涵和深意。
在北宋一长串灿若星河的名单中，范仲淹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不仅是一个心怀天下的政治家，还是杰出的军事家，不仅是个洞察力强的经济家，还是个拥有菩萨心肠的慈善家，此外，在文学、教育等方面，他都有着可圈可点的表现。范仲淹病逝后，宋仁宗亲自书写“褒贤之碑”，富弼撰写《墓志铭》，欧阳修撰写《神道碑铭》，极尽哀荣。元人元好问如是评价他：“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求之千百年间，概不一二见……”晚明冯梦祯说：“宋范文正公学术则为纯儒，立朝事业则为纯臣，垂范子孙则为贤祖宗，而师表百世则为殊绝人物。”很少有历史人物，能得到当时和后世如此高度一致的评价。
延安作为缔造新中国的红色革命摇篮，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进行了13年艰苦卓绝的革命。延安的山山峁峁、沟沟壑壑，无不打上红色革命的烙印，宝塔山、凤凰山、清凉山、保定山、杨家岭、王家坪、南泥湾、枣园、梁家河、纪念馆……每个革命圣地参观景点，一年四季到处都是络绎不绝的观光客和参训人员。和这些红色主角光芒一脉相承不容忽视的历史遗址遗迹，在我看来，和范仲淹密切相关的众多景点尤为相适，它们在时空的经纬中交织，在岁月的洗礼中漫漶，在文化的传承中历久弥新。
延安古名肤施，宋时称延州，是关中和西北地区的防御要塞，作为边塞重镇，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延安自古以来，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因游牧民族和汉民族长期交叉居住繁衍于此，社会问题云谲波诡，矛盾往往一触即发。
公元1040年，西夏李元昊率兵攻打延州，围困延州长达1月之久，后来宋军偷袭成功后延州才得以解围。为解除边患，朝廷立即重新启用已被贬官的范仲淹，让他以龙图阁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身份知延州。没想到之前从未有过带兵打仗和戍边经历的文弱书生范仲淹，在这里却书写了一段传奇。
2014年暑假带着孩子自驾游时，因为时间仓促，除了红色景点以外，一路都是浮光掠影的行色匆匆。时隔十年，当我再次来到延安这片热土培训时，得以有充足的时间虔诚参拜范公。当我走近这些和范仲淹有关的历史遗迹，尽管它们静默无语，分散在延安的不同山峁上，有的是祠堂，有的是崖壁上的石刻，有的仅有一块碑记，有的仅有一口井，有的是重建的塔或楼，但隔着一千年的时光，好像还能听到它们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
如果用一组关键词来概括范仲淹几起几落沉浮跌宕而又光芒四射的一生，我能想到的至少有以下7个：政治、改革、军事、经济、教育、文学、慈善，并且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说开创先河。仅延州四年而言，集中体现在军事、教育和文学上，当然，政治对一名仕人而言，贯穿其从政生涯始终。
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已经“三起三落”、51岁的范仲淹再次从贬地饶州复出，奔赴战事吃紧的西部军事重镇延州。他的复出得力于担任陕西战事副指挥长的韩琦的力荐。范仲淹上任后马不停蹄查看边境，深入一线了解军心民意，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势，渐渐形成了自己镇守边疆的战略思路。面对推荐人韩琦积极的进攻战略，范仲淹据理力争，力主积极防御后再伺机进攻。后来的实践证明，韩琦主导的进攻策略在实施中，遭遇了好水川和定川砦的惨败，迫使宋仁宗改而采取范仲淹的防御之策。得到了来自仁宗皇帝的支持，范仲淹推行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属等防御体系开始大力施展拳脚。
在范仲淹及其后任的努力下，不仅修筑了新的军事据点，而且还先后修建了12个寨堡，这些寨堡建成之后，相互之间就可以呼应声援。范仲淹的主张又推行到陕西沿边各路，没过几年，宋在延州与庆州间修筑了大顺城，在环州和镇戎军间修筑了细腰城和葫芦泉诸寨，打通了各州之间的道路，摆脱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一方有警，各方应援，宋军的防守能力得到大大加强。这样，双方从庆历三年（1043年）开始议和，到庆历四年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今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烽火台和摘星楼，无疑都是在岁月的侵蚀下历经数次毁建而保存下来的，从相关的文字介绍中，这些遗迹都是近四十年陆续在原址恢复重建的。对于革命圣地延安而言，在贫瘠的土地上生存发展已经十分艰难了，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着手恢复重建这些遗址遗迹以供后世凭吊已经难能可贵了。高高的烽火台耸立在宝塔山腰部一角，登临台顶，俯瞰延安城，依然能感受到鼓角争鸣的历史场景。有意思的是，这里虽然不是至高点，但视野开阔，一旦烽火点燃，延安三川皆可看到，想象范仲淹当年驻守延州时镇定自若指挥的大将风范，一定很有历史画面感。摘星楼顾名思义，就是宝塔山的至高点了，这里自然成了俯瞰延安全景的最佳点。和烽火台的功能一样，范仲淹在此修筑四层高的瞭望台时，更多考量的是军事上的作用，至于我们现在说的是因其高远，瞭望台上戍边的将士抬头就可见满天繁星，好像举手可摘，就取名为摘星楼，实在是一种今人浪漫的形容。
宝塔山在唐朝时称为丰林山，宋时改名为嘉岭山，又叫嘉陵山。嘉岭书院是我此行寻访的一个重要遗迹，遁着指示路标，在一条小径岔路的尽头，立着一个嘉岭书院简介的石碑，碑不高，一米多高，两米宽左右，白字绛底，简短的文字清晰的表明了它的过往。秋天的暖阳慢慢躲进云层，天也渐渐暗下来，站在嘉岭书院遗址前思绪范仲淹兴教办学的往事前尘，一个个书院就会鱼贯而入，应天府书院、龙山书院、稽山书院、花洲书院……
一个人成年后的行为，折射着他过去经历的影子。年幼丧父而能官至相位，范仲淹的成长奇迹，很大程度上与他在应天府书院五年苦读有着密切关系，由此种下了他日后每主政一方均大力倡导兴教办学的从政理念。为母亲丁忧时，执掌应天府书院使其成为国中一大学府；在朝廷任“判国子监事”时，执掌中央官学；知睦州时，创办龙山书院；知苏州时，把自己购置用于安家的土地捐出来创办州学；知饶州时，把州郡学校新址选在风景秀美的文笔峰下；知润州时，筹建郡学；知越州时，创建稽山书院；知邠州时，创建州学并著《邠州建学记》；知邓州时，兴建花洲书院……从范仲淹门下直接或间接走出来的出将入相者可以列一个很长的名单：富弼、张方平、文彦博、狄青、种世衡、王安石、欧阳修、孙复、石介、胡瑗、张载、王尧臣……他们或高中状元，或跻身能臣干吏，或成一代大儒，或官拜宰相。
范仲淹的诗情与风雅，体现在对将士们感同身受的关心之上。在戍边的日日夜夜，看到将士们驻守环境条件恶劣的边关而与家人分隔，侠骨柔肠的范仲淹往往会心生怜悯，于是，一首感情丰沛情感真挚的《渔家傲·秋思》喷涌而出：“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一改宋词抒发儿女情长的“艳科”特色，突破了春恨秋悲、卿卿我我的藩篱，读起来真切感人，可以说是宋朝边塞词的首创。这样的词，范仲淹之前的宋朝文人没人写过。以前，我们一说到宋代豪放派词，首先想到的就是苏东坡和辛弃疾，但范仲淹才是豪放派宋词的开山鼻祖和先驱，是他率先唱出了宋词铿锵雄健的词调，尽管他留存于世的词作仅有5首，但首首脍炙人口，在宋词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散文方面，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让北宋众多散文大家失色，即使天才如苏东坡，受老家官员之托所作的《远景楼记》，依然无法与《岳阳楼记》媲美。短短368字中，范仲淹将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深邃，既有很高的文学品位，又有光辉的精神思想，实在是一篇难得的佳构名篇。至于议论时政的散文，苏东坡评价范仲淹的《上政事书》“天下传诵”，而《灵乌赋》一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铿锵之声，堪称是古代士大夫争取自由的宣言书，至今依然响彻在历史的上空。尽管范仲淹诗歌存世仅305首，但内容非常广泛，或言志感怀，或关注民生，或纪游山水，或咏物寄兴，成为宋初诗歌由唐音向宋调转变的重要一环。
范仲淹深厚的文学造诣和在散文史上的巨大影响力，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明人评出的“唐宋八大家”，无论移出谁，都应该保有范仲淹一席。有人换了一个视角说：遮蔽一个人光芒的，其实是他自身的其他光芒。也许是范仲淹在诸多方面都光芒四射，让评选者无所适从，诸如政治上主导的“庆历新政”，实际上是后来“熙宁变法”的先导；经济上的投资拉动，一千年前就摸索着践行凯恩斯主义；“范氏义庄”存继了近一千年，堪称中国最早的NGO组织；兴教育人功勋卓越，门生出将入相……
纵观范仲淹的一生，其光风霁月的胸怀，让人想起他给汉代高士严光的几句赞语，“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用在他的身上，又是何其妥帖！
延安只是范仲淹几起几落的仕宦生涯中极为短的一段，相比他37年的从政经历，还有很多精彩与光芒在别的地方恣意绽放，供后世凭吊。也许，要认识一个真实的、全面的、可歌可泣的范仲淹，还应该在他生前足迹踏访过的更多地方行走与拜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