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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日照的历史深处走来(一)

“我生本西南,为学慕齐鲁”。

生在眉山旁,学在蜀江边的苏轼兄弟,是在儒家思想的滋养下长大的,齐鲁之邦,一直是他们心驰神往的地方。

宝元元年(1038),苏轼3岁那年,“泰山学派”创始人、徂徕先生石介代父石丙远官嘉树(今乐山)任军事判官,虽居蜀不长,但其学术思想还是通过何群、符正祥等川籍学者“开枝散叶”。苏轼8岁入乡校,诵读石介《庆历圣德诗》,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名臣成为他“奋厉有当世志”的人生榜样。在北宋儒学繁盛的西南重镇眉山,苏洵以“孔氏之遗法”,指导二子系统学习儒家典籍,期冀他们能“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

正是“立德、立身、立言”的人生志向和“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为苏轼的从政路扣好了“第一粒扣子”。至嘉祐元年(1056),21岁的苏轼和18岁的苏辙赴京应试前,他们已经饱读《尚书》《春秋》《论语》《诗经》《汉书》等系列子史经集,礼乐诗书易,齐鲁圣贤地,成为这对眉山少年的精神原乡,及至苏轼先后知密州、登州,苏辙官齐州掌书记,这一切,都似有前缘定。

“莒事”瞩目:对人文地理,苏轼念兹在兹

日照是一座既年轻又古老的滨海之城。

说年轻,1989年6月才升格山东省地级市。说古老,其名之始可上溯至北宋元祐二年(1087);其建城史可追溯到夏商周,莒国都城是我国历史最悠久、山东省面积最大的古城,无论时代更替、版图数变,然数千年来,莒名始终未易,莒国故城一直是州、县治所;其人类史、文化史尤源远流长,东夷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比甲骨文早1500多年,是中国文字的始祖……

《日照县志》:“《禹贡》:徐州东北境,星分降娄。周为莒地。秦属琅琊郡。”“宋属京东东路密州,仍并于莒县。元祐二年,于莒县置日照镇。”

据《苏东坡全集》检索:苏轼一生中共9篇诗文中提及“莒”,既有地理表实,又有人文表意,分布于青年、中年、老年各阶段,可谓念兹在兹。

苏轼在出川前准备科举考试前,撰写过大量的政论和史论,其中在两篇史论中提到“莒”。

在《论取郜大鼎于宋》中,他通过周朝衰落时,“齐、晋、秦、楚有吞诸侯之心”,而“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领之不暇”的情势分析,以鲁桓公从宋国取来郜国大鼎并安放太庙的非礼之举遭到鲁大夫义力谏为例,对孔子为什么作《春秋》进行分析,得出“举三代全盛之法,以治侥幸苟且之风,而归之于至正而已矣”的结论。

在《论黑肱以滥来奔》中,通过邾国大夫黑肱私下赠地投靠鲁国、晋侯使把鲁国汶阳田送给齐国、莒国大夫牟夷据“防、兹”二邑投鲁等案例,论证这种取不义之利的做法“皆不容于《春秋》者也”,并批评《穀梁传》不问责投敌者的看法“迂阔而不可用”。

从这两篇出仕前的习作看,青年苏轼对《春秋三传》掌握皆烂熟于心,对齐鲁地理历史文化掌控亦游刃有余。

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三日至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中旬,正值39岁到41岁“不惑之年”的苏轼,以“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身份主政密州,时密州领诸城、安丘、高密、莒县、胶西五县,治所诸城。

这期间,从现存其诗文看,三次提莒。

熙宁九年(1076)四月,随着治蝗、抗旱、缉盗等取得阶段性胜利,苏轼很高兴地参加盛大花会,在城北苏氏园中观赏硕大的白芍药,由俚入雅为之更名为“玉盘盂”。在二首赋诗的诗序中,苏轼透露:“城北苏氏园”系“周宰相莒公之别业也”。苏氏即五代前汉时的中书侍郎平章事苏舜珪,后周世宗嗣位被封莒国公。这也从一个点上看出,苏轼对莒国历史人物之了解。

熙宁九年(1076)八月,密州通判赵庾(成伯)往莒县公务归来,苏轼以《赵郎中往莒县,逾月而归,复以一壶遗之,仍用前韵》,题诗送酒,彼此唱和。

熙宁八年(1075)至熙宁九年(1076)间,苏轼还率众僚属并以莒县百姓代表的名义给神宗皇帝写过一份请示,在这篇《密州请皋长老疏》中,苏轼请求神宗能批准沂州马鞍山福寿禅院的惠皋长老担任莒县石城院住持,为百姓开堂说法。

元祐三年(1088)闰十二月三十日,在京师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权知礼部贡举的苏轼看到好友王诜(晋卿)所作的《烟江叠嶂图》,之前他俩曾为这幅画反复作诗唱和。

这次,也许是想起王诜在乌台诗案等屡受牵连,被罚铜降职而无怨无悔,苏轼决定“不独纪其诗画之美”,直接在画后题诗并序,乘醉挥毫中两次引用“勿忘在莒”典故,盛赞“契阔之故”,礼赞“而终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亦朋友忠爱之义!”并发出“愿君终不忘在莒,乐时更赋《囚山篇》”的约定。这也是苏轼为日照,即当时的莒县留下的墨宝。

此后,在至儋州定稿的《东坡书传》中,苏轼再次引用这一典故,称:“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顺。周公记之,谓之羑若。犹管仲、鲍叔愿齐桓公不忘在莒时也。”

嘉祐六年(1061)八月十七日,经欧阳修推荐,26岁的苏轼与弟苏辙一起参加制科考试,献《进策》《进论》各二十五篇,系统提出了自己的革新主张。后来在黄州贬谪期间修订《论语说》中,他将贤良进卷之《既醉备五福论》作为对《论语》中“子夏为莒父宰,问政”时孔子“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解读,进一步阐释自己“以其功兴而民劳,与之同劳,功成而民乐,与之同乐”的民本思想和执政理念。

在《艾子杂说》的40篇寓言中,有4篇是讲“外患之忧”的。其中在《白起伐莒》中,“艾子为莒守”,苏轼把虚拟人物艾子“任命”为莒县太守并开启反讽模式:听说白起将要带兵伐莒,莒县百姓恐慌不已,纷纷欲出城逃难。艾子召集百姓,安慰人们说:“你们先不要逃,白起很容易对付,况且他生性仁爱,之前在长平与赵军对战时兵不血刃而胜。”白起长平之战坑杀虏众四十万,他唯恐战士面对国破家亡而心痛,所以统统斩首,这是何等的“仁爱”,生怕兵刃沾血生锈变钝,所以直接坑杀活埋,真是“兵不血刃”。

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 罗端 综合人民网、日照新闻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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