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许永强

慷慨度量雄天下

北宋初，川陕地区曾爆发王小波、李顺起义。淳化五年（994）正月，李顺率起义军猛攻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北宋朝廷派出大量军队进行镇压，才平叛了这次起义。至和元年（1054）秋，当地盛传前为宋军所败流亡南诏大理的侬智高将入蜀，四川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摄守大惊，移兵屯边，发兵筑城，日夜不得休息；蜀民大扰，争迁城中，贱卖谷帛以换金银，埋之地中；朝廷也发陕西步骑戍蜀，兵杖络绎，相望于道。”为稳定蜀中局势，朝廷命张方平为四川的最高行政长官，镇守成都。

张方平到达成都后，对侬智高侵蜀进行了非常冷静的分析，认为南诏离蜀二千余里，道险不通；侬智高所部复杂，不相统属，不可能举大兵寇蜀，决定“以静镇之”。他在入蜀途中，遇见陕西戍蜀兵卒皆遣还。一到成都府衙，就召回屯边之兵，停止筑城之役。至和二年（1055）上元节，张方平命令城门通宵不闭。结果，如他所料，侬智高并未入蜀。此次事件，张方平表现出了他的睿智、他的明智、他的果断。嘉祐元年（1056）正月，蜀人想到去年此时，正是因为张方平的明智判断，才使他们免遭颠沛流离之苦，免遭备战备役之劳，他们决定在成都净众寺塑张方平之像，表达他们对这位父母官的敬仰之情。对这样的地方长官，苏洵发自内心地表示钦佩，以劲悍浑深的文风写下了《张益州画像记》，称赞张方平临危不乱、镇静从容，“慷慨有大节，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属。”

从《张益州画像记》中可知，张方平治蜀时期，注重教化作用对民性的陶冶，信民性无常，其善恶率由上之所施。他说“民性何常哉，惟化之从也”，又说“圣人知天下之人性可使同也，故执乎一以制天下之动”。因此，他视蜀地如一般人民，不以北宋朝廷原先的防范态度待。张方平在蜀地曾拓展与当地士大夫的人际交往，如提拔引荐三苏父子进入政坛，为后世传为佳话。张方平对苏洵盛赞苏轼兄弟，谓“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并为其作书向欧阳修引荐，欧阳修见三苏文章后亦大加赞赏。

擢拔后进识“三苏”

张方平在蜀地很注意延访高贤奇士。有人告诉他，四川眉山的处士苏洵就是人才，并说苏洵是“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之人，“公有思见之意，宜来。”

苏洵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至言苦言”告诉张方平“夫蜀之境，壤狭而民伙，虽号富庶，然亦贫匾者众矣。是以一挠之，则不堪命者十数年。故其人多怨而易动。”并献上《机策》一篇。最初苏洵还担心张方平未必会举荐他。几个月后，有人正式告诉苏洵，张方平已举荐他了。

至和二年，苏洵携苏轼至成都拜见张方平，与之谈论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皆不谋而合，自此开始了漫长而亲密的交往过程。苏轼曾回顾道“轼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点明二人一见如故的倾心之状。张方平第一次见到苏轼，就发现苏轼乃难得的旷世奇才，是非同寻常的后起之秀，故并不把他做为一般的后生对待，而以“国士”之礼待之。苏轼初出茅庐，就受到当地最高长官的礼遇，令苏轼终生难忘。

嘉祐元年（1056）三月，苏氏父子三人来到成都府，苏洵向张方平递交了二子的文章，并向张方平试探性地询问二子参加乡举如何。张方平读过二苏的文章后，赞叹不已，他十分中肯地指出二苏从乡举乃是“乘骇骥而驰间巷也”，极力劝导苏洵使其二子参加国家级的科举制度“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从此选，犹不足骋其逸力尔。”张方平在苏轼兄弟为一介布衣时，就已预料到二苏前程的不可限量。张方平还向朝廷推荐苏洵，让苏洵代黄柬为成都学官。在朝廷答复未果的情况下，为苏洵前程考虑，张方平劝苏洵进京并给欧阳修写信推荐。

入京前夕，张方平安排苏洵父子住在斋舍，并出了六道考题来考兄弟二人，张方平则于壁间偷窥之，苏轼兄弟得题后，各自专心思考。苏辙对题有疑，指以示轼。轼不言，只是举笔倒敲几案，意为“管子注”。苏辙疑而未决，又指第二题示轼。苏轼却勾去第二题，并开始答卷。二人完卷后，把题交给张方平，张方平非常高兴，因为第二题本无出处，他是故意来考他们判断力的。张方平由此得出“长者明敏尤可爱”的结论。

张方平不但安排了苏氏父子的行装，还给当时文坛上颇负盛名的欧阳修写信推荐。五月，苏氏父子来到京师。欧阳修见到苏洵文章后“大称叹，以为未始见夫人也，目为孙卿子，献其书于朝。自是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嘉祐二年（1057），苏轼兄弟同年登科。

（许永强，四川省作家协会、中国林业作协会员。四川省委某机关刊物副编审，系四川省期刊专家库成员。出版著作《诗蜀—入蜀诗人的心灵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