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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惠州西湖

□四川 蒋蓝 邵永义

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苏轼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广东惠州。他喜欢惠州的山水,喜欢这里的淳朴人情,觉得一切都似曾相识。当地官吏、百姓早就听到过苏轼的大名,父老相携来迎接他。苏轼名满天下,新知与老友接踵而至,给予了他无限的宽慰,本州长官詹范更成为他的亲密朋友,有时把苏轼请去饮酒,有时带酒菜到苏轼家来对饮。苏轼也不拘礼,称他为“老詹”。老朋友陈季常捎信说,要专程到惠州来探望他,他立即写长信劝阻说:“彼此须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

杭州道遣派来专使慰问苏轼。他作诗相赠,有“花曾识面香仍好,鸟不知名声自呼”之妙句。苏州定慧寺长老守钦是苏轼老友,特派寺僧卓契顺到惠州来问安。苏轼留在阳羡的两个儿子和家人长时间得不到惠州的消息,很是焦急。卓契顺知道了,就对苏轼的儿子苏迈说:“惠州又不在天上,只要走就能到达!我可以替你带信去看望他们。”于是,他开始了几千里的徒步旅行。走得双脚起茧,晒得面孔黢黑,终于在绍圣二年(1095)三月走到了惠州。

与苏轼交往多年的朋友吴子野,也曾从遥远的北方赶回来惠州。吴子野(字复古)淡泊名利,早年吴子野在济南与苏轼相识。苏轼贬黄州时,他不断写信,并捎去贵重药品、食品给苏轼。得知苏轼被贬惠州,他的儿子又派人送来很多物品慰问。绍圣三年(1096),他专程到惠州陪苏轼住了一段时间。苏轼有一首诗,题为《吴子野绝粒不睡,过作诗戏之,芝上人、陆道士皆和,予亦次其韵》,表达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苏轼向他请教养生术,他只说了两个字,一个是“安”,一个是“和”。一个名叫陆惟忠的道士,从四川眉山跋涉几千里来陪伴苏轼。中国历史上名人众多,但没有几个能够拥有苏轼这样的好人缘。

苏轼的晚年,尤其是贬谪惠州、儋州期间,总是绕不开当朝宰相章惇对他的打击。章惇与苏轼亦敌亦友,他们还是同登进士科。章惇为人豪爽,敢于冒险,才智出众,再加上相貌俊美,因此颇为自负。除了彼此政见不同,苏轼的名满天下,也让他产生“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现在的章惇官位早在苏轼之上,他听说苏家因八娘之死与程之才结仇的事,认为这是一个突破口,特意委派程之才到岭南,担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主管这一路所属各州的司法、刑狱、官吏监察等。他用意很明显:公报私仇。

程之才于绍圣二年(1095)春季到达广州。到达广州后,程之才主动通过苏轼的长官转来一封信表示问候,苏轼也给他写了一封信致意。听说程之才三月份要到惠州,苏轼又派苏过带着自己的信去迎接。自皇祐四年(1052)苏八娘去世后,两家断绝往来遂成世仇。此时苏轼的心里只有浓浓的亲情。三月六日,当程之才站在苏轼面前时,看起来却比苏轼年轻不少,令苏轼不禁生出许多感叹。程之才还带来一位少年。程之才指着少年说:“这是我家十郎。”少年向苏轼拜了一拜,叫了一声:“表叔好!”苏轼胸中一热,明白了程之才的用意:苏程两家仇怨应当终了。程之才在惠州住了十几天,两人诗酒唱和,谈得很是融治,从此往来频繁,互敬互重。在苏轼的书信里,至今尚留存着写给程之才的70多封信,并由此连缀起苏轼的一部催人泪下的晚年感情史。从信中可以看出,借助这位有权的表兄,苏轼也为惠州百姓办了很多好事。米贱伤农、火灾、军队缺少营房、飓风成灾、能干的官吏未能升迁,他都像对自己的事一样关切。难得的是程之才竟样样事都肯出力,基本上解决了苏轼提出的很多问题。惠州亦有西湖,犹如一条江横在惠州城外。惠州西湖上因为无桥,给城内外百姓带来许多不便,苏轼想治理惠州西湖,却因罪臣之身空怀壮志。程之才的到来,让苏轼看到治理西湖的希望。程之才赴广东前,章惇曾明确指示,要他加紧处置苏轼“谤讪先帝”的要事。不料,苏轼心中牵挂的,仍是百姓苍生。程之才为了苏轼“两桥一堤”的宏愿,写信给惠州知州詹范,督促惠州官府加紧西湖堤、桥的修建。惠州拨府库三十万银两,启动了堤桥修建工程。绍圣三年(1096),惠州修东西新桥,一座在东面江溪合流处,一座位于西面的西湖之上。东新桥由道士邓守安设计施工,以40只船连成浮桥;西新桥由栖禅院僧人希固设计施工。苏轼捐出了皇帝赐他的一根贵重“犀带”,还动员苏辙与程之才解囊捐款,苏辙的妻子史夫人也捐出了当年入宫受赐的财物。苏轼又花费很大精力集资买下一口一里多长的池塘修放生池。修好后,官民纷纷买鱼放生,成为惠州著名的一景。

“两桥一堤”竣工后,湖水清波浩渺,绿柳拥岸,舟楫穿梭,美景如画。这段苏程两家为民谋福利、以诚化宿怨的美好故事,无疑是程夫人当年亲情教育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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