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玉

苏轼对身边的亲人都十分珍爱，父亲、母亲、孩子，特别是弟弟苏辙，他们的兄弟情谊，可谓历史佳话。同为宰辅之才的两人，在人间结成兄弟，一定是上天的眷顾。苏轼一生多次被贬，跌宕沉浮，苏辙每每都会因哥哥而受到牵连，一路走来，生死相依，荣辱与共。

“乌台诗案”爆发后，苏轼被关押一百多天，在被“辱诟通宵”、自觉求生无望时，他给最牵挂的弟弟写了一封信，说：“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交代后事，托付家人，更表达了他万般不舍的兄弟情谊。在密州的某个中秋节，因太思念七年未见的苏辙，苏轼写下千古名作《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轮明月照耀广阔天地，他空举盈觞酒，对月结绸繆。无论失意或是得意，无论身处大宋江山的哪个角落，他们二人的书信往来从无间断，在那个多灾多难的人世间，彼此互为精神支柱和依靠。 

人间幸有苏东坡，让我们看到手足之情可以如此美好而缠绵深厚。

苏轼一生朋友遍天下，他自称“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眼间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得意之时与士大夫谈诗论词，落魄时分跟农夫学习稼穑之术。如果说要在史上找一个人做朋友，当首选东坡。他天真率性，诙谐幽默，还有一颗不老的有趣灵魂。李白豪气冲天，却耽于美酒，常常喝醉，为了让他替杨贵妃写一组《清平调》，太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从宿醉中弄醒；杜甫总是苦哈哈地，为你写首诗，还得跟你换米换酒；王安石太无趣，整日不修边幅，不正容颜，邋里邋遢……东坡不仅平易近人，还喜欢搞气氛。失眠的时候，他可以半夜跑去承天寺，找张怀民赏月，也可以邀约一群朋友，去赤壁之下夜游，畅谈人生和清风明月，醉倒于船上，彻夜不归。

苏东坡还是一个喜欢调侃朋友的损友，他曾把朋友陈慥调侃成怕老婆的耙耳朵，写诗曰“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从此诞生了一个成语叫“河东狮吼”。他的好友张先（别号张三影），年近八十岁纳了个十八岁的小妾，苏轼又写道：“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不知道张三影有没有被他气得当场吐血。

但苏轼也是一个心底率真、公私分明、不记仇的朋友。他的第一份工作是陕西凤翔府大理评事，那时春风得意马蹄疾，年轻气盛的苏轼因不参加单位组织的中秋聚会而被罚铜几斤，便对太守陈希亮有了怨气，后来借写《凌虚台记》之机，暗中大加讽刺。陈希亮却佯装不知，叫人一字不漏全文雕刻于石碑上。多年以后，当苏轼因年少轻狂吃尽苦头时，才明白陈太守当初为了磨炼他心志的良苦用心。他感到十分羞愧，陈希亮去世后，苏轼亲笔为他撰写《墓志铭》，表达了对当年少不更事的后悔，并与他的儿子陈慥成了挚友。

苏轼与王安石，北宋历史上的两位大才，双峰并峙。苏轼的一生沉浮都绕不开“王安石变法”。他们是朝堂上的对手和敌人，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一度水火不相容，但私底下都非常关注对方，佩服对方的才华。当苏轼陷于“乌台诗案”时，王安石还曾亲自上书替他求情。所以才有了1084年，两位大人物在金陵的世纪大握手。当时，“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苏轼从黄州被召回京复命，王安石正隐居金陵，唯一的儿子已经去世。苏轼辗转去看望他，王安石骑着毛驴，到渡口布衣相迎，二人冰释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王安石留苏轼住了一个多月，他们一同游历山水，谈天说地，讨论文学和诗词，比赛作诗，探讨佛教和当前的政治问题……异常投机。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王安石甚至还盛情邀请苏轼在金陵置地安家，好与他做邻居。

这样一个又可爱又可气的损友，这样一个洒脱直率又坦荡磊落的君子，你想拥有吗？作为一个眉山人，乘近水楼台之机，和他做个朋友或者文友，岂不快哉？

政治上的苏东坡是一个绝对的“民本主义”者，不管新法还是旧法，他认为对老百姓有利就是好法。由于长期在基层工作，他懂得百姓的疾苦和需求，希望变法能从实际出发，徐徐而图之，反对不顾民情，独断突进，杀鸡取卵的方式。当时的北宋朝廷，因公务员队伍庞大，还要年年进贡北辽，开支甚大，国库空虚。年轻的神宗皇帝急于改变现状，建功立业，王安石的“国家资本主义”正合他意。两个理想主义者，沉浸在自己想象的变法带来的经济复苏和国力大振的美好图景中。苏轼，一个泼冰水的人，被当作“出头之鸟”对待。尔后新党上台，全盘否定旧法，苏轼又站出来反对，希望择其善而从之。如此的左右不逢源、不圆滑，坚持己见、不更其道，让苏东坡既不容于新党，也不谅于旧党，混得很狼狈，注定了他起起落落、颠沛流离的一生。不过，这也正是苏轼的魅力所在，如果他当初没有原则和底线，像他老祖宗苏味道（被人戏称苏模棱）一样，做了墙头草，我们今天也不用再在这里讨论他的伟大之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