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军

2020年初以来，两年多时间里，在与新冠疫情的斗智斗勇中，“防控”逐渐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高频词语；面对传染病，“防控”的理念与技术路径，也逐步的深入人心。30多年前的高考前夕，对此一无所知的我，也经历了一次懵懂的“防控”。

1990年4月，高考前的最后冲刺阶段，我正在眉山一所重点中学全力备考，希望为自己12年的寒窗苦读，赢得一个鲤鱼跳龙门的机会，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身体一直很好、多次夺得长跑冠军的我，却突然遭遇命运之神的恶作剧，得了一场重病，不仅是到目前为止我一生中得过的最重的病，而且是那时人们谈之色变的传染病——急性肝炎，又叫甲型肝炎，即农村俗称的懒黄病。

记得是在4月10日左右，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代表当时的眉山县，前往乐山市参加全市首届中学生地理知识竞赛。去之前，我觉得全身不得劲，往返途中也恶心想吐，但以为是汽车的颠簸，晕车导致。回到学校后，不适感明显加重了，头晕到无法听课，乏力到不想起床，但我把这当成是重感冒的症状，到校外药店买了些药吃，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一种很“臭”的口服液，吃了几天，还是不见好转。大概三、四天后，昏昏沉沉之中，依稀记得是在夕阳的温暖之下，两个男同学用自行车接力的方式，把我驮回了老家。

第二天，在母亲的陪同下，我去了镇上的医院，医院的医生是我的一个表姐，她看了后说我眼睛发黄，很可能是得了肝炎，需要做个化验。第三天一早，化验结果出来，确实是甲型肝炎，需要住院治疗。虽然早有预感，我还是感觉如五雷轰顶，心想这下完了。之后的一个多月，就一直住在老家，每天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打针、吃药，好在并不太远，大约2公里多点。刚开始骑车去，后来打针次数太多，屁股上的肌肉变得僵硬，骑不动自行车了，只能走路去，一瘸一拐、风雨无阻。

备考，暂时不想了，反正回家时根本就没带书本。心想治病要紧，那就好好吃药，顺便好好学点医药知识。每次去了医院，除了常规的肝炎药品外，表姐都塞给我大包大包的冲剂，回家我就按照顶格剂量，一小包一小包直接嚼着就吃。表姐还送了我一本家庭医学丛书，很厚，应该有五、六十万字，每天无事就看这本医学丛书，还挺有趣，后来病好的时候，这本书几乎被我背了下来。

可能是因为治疗及时，我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在5月中旬回到学校，参加体检等不能缺席的考前环节。一到学校，班主任就嘱咐我，得病的事已经过去，别再轻易对人谈起，同时做好个人卫生，认真复习迎接高考。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因为甲型肝炎是传染病，而且是学校每年最担心的传染病，在我记忆中，那几年，好像每一届学生都有人会感染甲肝，所以学校一直严阵以待。更为要命的是，感染传染病，轻则隔离治疗、耽误学习，重则不能及时痊愈、失去当年高考资格。

就这样，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无辜染病的我，仿佛已然成为一个“防控对象”、甚至可以说“炸弹”，因为学校同学上千人，高三备考同学400多人，稍有不慎，就会“炸”掉自己的高考资格，甚至“炸”出恐慌情绪，造成难以估计的后果，为此学校不得不慎重，我自己也必须慎重。幸好当时我已学习了不少医药知识，也经过了医院的技术检测，知道自己的病已经基本痊愈，应该不再具有传染性。班主任也只是告诉同学们，说我是因为家里有事，前段时间回家复习去了，现在回来正常上课。

说是正常上课，但是我心里是清楚的，虽然已经出院，但我身体的恢复还有个过程，虚弱还是非常明显，可能是因为那段时间走路时总是埋着头，有一次在回宿舍的路上，有个女生跟我开玩笑：马儿，地下有金子哦，天天都盯到地下看。我只有无奈的笑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知道，关键时刻，我不能掉链子，唯有默默潜行。而且，事关重大，我绝不能影响别人。

而老师对我的特别关注、关心，正适合一个现在防疫常用词语——外松内紧。记忆最深刻的是，虽然平时对我一视同仁，但我到医院体检时，班主任全程陪同，怕我出什么问题，好在有惊无险，我的体检一切顺利，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后来在大学入学体检时，我特意问了医生，医生告诉我，我的肝炎病毒抗体很好。

那时的高考，是在7月上旬，三天时间、六门科目，总分640分。也许是因为病情的影响，信心不足，我的要求也降低了，可能就此释放了压力，记得真正进到考场时，没有觉得紧张，反而如释重负、浑身轻松，结果考出了较好的成绩，在提前批次录取到某重点大学。在那段接近三个月的特殊时间段，自始至终，全班一如往常，朝夕相处的80多名同学，包括同桌和同室，没有一人知道我的具体病情，更没有一人受到我的病情影响，全部顺利完成备考和高考，纷纷走进了自己心仪的大学，开启了人生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