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苏东坡曾驻留过的其他城市一样，惠州人也以苏东坡为傲。在今天的惠州，和苏东坡有关的景点、建筑或遗迹比比皆是。其中，名头最响亮的，无过于西湖。惠州西湖由几片相通的水域组成，原名丰湖。苏东坡第一个把它叫作西湖，一则它位于城市西边；二则，碧波荡漾的丰湖让他想起杭州西湖——理所当然地，他同样还想起了在杭州西湖度过的那些优雅浪漫的诗酒岁月。从那以后，人们就把丰湖改名西湖，直到今天。

很显然，西湖是苏东坡谪居惠州时日常的游玩之地。“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他的诗句透露出他曾在月夜漫步。今天，六如亭、景贤祠、东坡纪念馆等景点都次第分布于湖畔。

1094年十月初二到达惠州后，苏东坡居住于合江楼。今天的惠州城里，西枝江注入东江的地方，有一座东新桥。桥头，赫然耸立着一座高达九层的塔楼。这就是合江楼。然而，如此崭新气派的建筑，显然出自现代人手笔。苏东坡时代的合江楼，是皇华馆内临江的一栋房子。皇华馆，相当于“政府招待所”。

按规定，像苏东坡这种被管制的犯官，没有资格住皇华馆。因此，16天后，迫于时议，苏东坡不得不搬出合江楼，住进了一座寺庙，即嘉祐寺。在西枝江南岸，一座重檐翘角的庙宇，掩映于火红的木棉花和常绿的小叶榕荫里。这就是嘉祐寺。不过，它并非苏东坡时代的嘉祐寺。苏东坡居住过的嘉祐寺在西枝江北岸的东坡小学校园内。

东坡小学被周边高高低低的民居包围、遮蔽，哪怕大门，也因在一条小巷深处而显得很有几分局促。透过围墙，能看到操场上立着一尊手持书卷的苏东坡塑像。学校不对外开放，我无法走进校园。当地的有关资料说，嘉祐寺旧址就在校园里，不过，仅余一间偏房——而且，也不可能是苏东坡时代的遗留。

苏东坡在嘉祐寺住了五个多月，又一次搬回了“政府招待所”合江楼。他为什么去而复来呢？

这得从苏家的一门早就不走动的亲戚说起。苏东坡有一个姐姐，小名八娘，16岁时嫁给表兄程正辅为妻（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是程正辅的姑姑）。虽是亲上加亲，公婆却长期虐待她。次年，八娘产后身患重病，程家不为她医治，苏洵只得将她从程家接回。然而，当八娘的病稍有好转，程家却上门指责她不守妇道，并将婴儿抢走。八娘忧愤交加，几天后即去世，年仅18岁。

苏洵对爱女之死大为悲愤，宣布与程家断绝一切来往。从此，两家几十年都不通音问。苏东坡刚到惠州，他的前姐夫程正辅被任命为广东提刑，即提点刑狱司长官。在宋代，这一职务的职掌是负责一路（约相当于一省）的司法、纪检和财政监督。

程正辅被派往广东，正是有人知道程家与苏家几十年不和，想利用这种不和，给苏东坡制造麻烦。这个如此有心机的人，就是苏东坡年轻时的好友章惇。

章惇早年与苏东坡过从甚密，是无话不谈的知交。苏东坡在凤翔任判官时，时任商洛县令的章惇曾来拜访。两人在山中游玩，一根独木桥通向对面的绝壁，桥下是万丈深渊。章惇提出两人从独木桥上走过去，在绝壁上留下墨迹。苏东坡连称不敢。章惇却轻易地走过独木桥，在苏东坡胆战心惊的注视下，从从容容地在绝壁上写下六个字：章惇苏轼来游。

等章惇写毕再回来，苏东坡不由抚着他的背感叹：尔日后能杀人。章惇问其故，苏东坡回答说：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

后来，随着时局发展，两人政见不合，越走越远，友谊的小船早就打翻在风浪中，他们从无话不谈的朋友蜕变为势不两立的敌人——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朋友一旦变成敌人，他整起你来会更加残酷也更加顺手。

哲宗亲政后，章惇起用为相，对苏东坡的一贬再贬，他起到了关键作用。不过，即便把苏东坡作为犯官监管在惠州，他犹感未能解恨，便将与苏家有隙的程正辅调到广东，以便与苏东坡为难。

苏东坡得知前姐夫掌广东刑狱后，摸不清他将怎样对待自己。在朋友提醒下，他给程正辅写了一封情辞诚恳的信，信中感叹：“昔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从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凄断。”程正辅为苏东坡的信所感动，并且，他早就有和苏家修好的想法，于是热情回信。不久，他来到惠州，与苏东坡“相得甚欢，前却尽释”。不仅章惇借刀杀人的阴谋落空，而且苏东坡很快又搬回了“临大江，极轩豁”的合江楼。

苏东坡在合江楼又住了一年多，再次搬家——他原以为，贬谪生涯将像韩愈那样很快结束，孰料小人作祟，归期遥遥难觅。他只好在距嘉祐寺不远的一座名为白鹤山的小山下买了一片地，盖起了房子。堂成后，他写信给朋友，希望能为自己提供一些果树苗——树苗不能太大，大了不易成活；也不能太小，太小的话，自己年岁已高，怕等不到挂果了。

非常幸运，就像在黄州遇到了徐君猷这个“相待如骨肉”的地方长官一样，在惠州，苏东坡则遇到了知州詹范。对名闻宇内的大师，詹范十分亲近，不仅让他住进合江楼，还不时邀请苏东坡喝酒。到了后来，由于关系密切，两人有时就着一碟用槐叶做的凉菜，就可以兴高采烈地消磨大半天。

西湖既是苏东坡的闲游之地，也是他的垂钓之处。他一个人提着鱼竿到湖边钓鱼。可能垂钓手艺太一般，很多时候一无所获，但他仍乐呵呵地乐此不疲。有一天，他在湖中钓到一条很大的鳗鱼，就兴高采烈地提着鱼，跑到詹范家里和詹共同分享。这种亲密无间的友谊，于苏东坡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

与物产丰饶的中原相比，惠州的生活条件差得多。黄州有上好的猪肉，价格便宜。惠州城小，很少有猪肉卖。唯一的一座市场，每天只杀一头羊，僧多粥少，要吃上羊肉不是一件容易事。不承想，这种艰难条件，竟迫使美食家苏东坡发明了烤羊脊。

全惠州每天只杀一头羊，苏东坡说他“不敢与在官者争买”，于是叮嘱屠户，把羊的脊梁骨卖给他。苏东坡把羊骨煮熟后，用热酒淋一下，再蘸上盐巴，放到火上烧烤，烤熟后就用竹签慢慢地挑着吃。羊骨的肉很少，因此终日摘剔，好像吃螃蟹。

苏东坡给苏子由写信，详细地介绍了烤羊脊的制作方法，末了还调侃一句“但为众狗待哺者不悦耳”——把骨头里的肉渣渣都吃得一干二净，狗们当然不高兴了。

荔枝是苏东坡到惠州后才第一次品尝到的。这种据说杨贵妃十分喜爱的南方水果，苏东坡早知其名，只是在中原无法一饱口福。现在，他不但吃到了荔枝，还看到了成片的荔枝林。荔枝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苏东坡戴着竹笠走在林子里，大快朵颐之余，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只要有荔枝可吃，就不在乎贬谪在遥远的岭南了——这或许可以看作苏东坡的自我安慰，但这种自我安慰却显示了他对生活的物质要求如此之低。这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因为容易满足，才有了应对困境的收放自如。

朋友们的安慰从四面八方飞向惠州。可以说，苏东坡贬惠之前，这座岭南小城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吸引了如此众多目光的关注。佛印和尚远在江南，想给苏东坡写封信，却没人传递。另一个和尚卓契顺说：惠州又不是在天上，多走点路就到了。于是他就带着佛印写给苏东坡的信上了路，风餐露宿，依靠两条腿走到了惠州。

苏东坡的感动自不用说。更让他感动的是佛印的信，佛印怕苏东坡想不开，引经据典地开导他，用佛家的虚无思想要他看开些，一定要大彻大悟。

其实，这时的苏东坡用不着开导，他早就看开了。虽说他不可能像出家人那样大彻大悟，但他至少可以比绝大多数人看得更开。参寥也派人送信安慰苏东坡，苏东坡给他回了封信，他的达观与看得开显而易见：

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