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过年是“年关”，年纪愈长，愈觉得过年是一个关卡；它仿佛是两岸峭壁，中间只有一条小小的缝，下面则水流湍急，顺着那岁月的河流往前推移，旧的一年就在那湍急的水势中没顶了。鲁迅先生也曾调侃道，一年将至，那整年的悲愤者和劳作者，更需要休息和高兴。那年春节，先生称连放了三夜的爆竹，这成了他一年中仅有的高兴事。与先生相比，我不算什么悲愤者，却也是一个劳作者，一个不能归乡的劳作者。只能在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和大包小包的人群中，感受浓厚的年味。

长街的灯笼已高高挂起，写春联的笔挥毫泼墨，年的水流就那样携裹着思乡的惆怅和旧年的回忆，湍急的，迫切的扑面而来，在陇南康县那个偏僻的唐梁村，久久的循环回望。

那是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典型的“圈椅”状。房屋依山而建，邻里相依，鸡犬相闻，青瓦白墙掩映在碧树之中。走过两条“扶手”样的乡间小道，翻过“圈椅梁”，就回到了祖祖辈辈操劳一生的黄土地，虽清苦偏远，但却有着繁华都市难觅的安宁和静谧。从我出生，村里人就一直处在长年的辛苦劳作中，心中似乎没有端午、中秋之类节日的概念，唯独把过年当作一年中的大事，精心准备。从进入腊月开始，就忙着赶集办年货，家家杀鸡、宰猪、蒸馒头、灌蜡烛、酿酒、做手工挂面。我们家也是分工明确，爷爷灌蜡烛，父亲酿酒、做挂面，母亲全权负责做豆腐、蒸馒头、收拾卫生等一应琐事。

灌蜡烛是一件耗时费工的事情。从选蜡芯、缠棉花，到做成蜡烛，需要一整天的功夫。天刚亮，爷爷就到林子里挑选细若麦秆的实心竹子作蜡芯，去叶刮节，细细打磨后，截成一扎整齐的蜡芯。那个时候，我对灌蜡充满了好奇，但因爷爷觉得我毛手毛脚，只能打打下手。小时候家里很穷，一年到头吃不了几回清油，但蜡是用来祭拜祖先，一年中，爷爷只有在灌蜡的时候显得特别大方。一切准备就绪后，爷爷将少量的水加入一只“弥勒佛”状的陶罐中，放在炭火边加热，待水烧开后按比例加入蜂蜡和清油。加热是灌蜡中最难的工序，温度太高蜡芯上挂不住，太低则凝成小块。爷爷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总能把握到适宜的温度，小心翼翼地将整齐插在馒头上的蜡芯，垂直向下，伸入陶罐，再快速提起，周而复始，直到最后一支上大下小、通身黄亮的蜡烛做成才算完工。爷爷终于完成了灌蜡的重大使命，他双手撑着膝盖，直起咯吧作响的身躯，美美地伸伸懒腰，坐下来吸一袋水烟，满脸惬意的笑容。这一蜡一香，凝聚着爷爷对祖先的虔诚和缅怀，他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凡事都要谨小慎微，不能弄虚作假。”

年的河流总是以不可阻挡之势，将我中年人生的太多记忆冲远，冲淡，但爷爷清瘦的影子始终在我的生命中占有坚实的位置。使我在日后漫长的岁月中，无论陷于任何情形，始终怀有希望的信心和力量。颓废了又复勤勉，总还觉得人生百年长勤，死者完事，生者却宜有以自励。一息尚存，即有责任待尽。

除夕之夜，是整个村子最热闹的夜晚。母亲在锅台案板间忙碌，灶台的柴火，映照着她浑身的暖意。我们兄弟却跑到冷气沁骨的院子放炮。胳膊一轮，冒着火星的炮便被甩到了空中，发出一声爆响，我有一种陶醉的快乐。我的面前是夜幕下的山峰和田地，那起伏着的笑声洋溢着浓厚深沉的诗意。

最难忘的要算大年初一了。一大早，我们这些孩子给家里的长辈逐个磕头拜年后，就拿着香烟和自家酿造的早已烧得滚烫的小麦酒，挨家挨户去拜年倒酒，磕头祝福。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乐呵呵的，将留藏的柿饼、核桃等糖果塞满我们的衣兜，并张着脱牙的嘴说着“好好学习，将来骑马封侯，五子登科”之类的话语。儿时的我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但从他们皱纹中盛放的淳朴笑容里，能感受到一种无比的真诚。村里的大人们则围在炭火旁，边煮罐罐茶，边品评着谁家的酒好，谁家的面茶香。个个开怀畅饮，喜悦满怀，所有的困难都过去了，所有的暖意都来临了，只觉得天下世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正月初二起，是我们开始走亲访友的日子。家家带上手工挂面与自酿酒，与亲戚朋友共享一年来的丰收成果，直到正月十六“游百平”，过年才算告一段落。“游百平”既是希望，也是怅然。希望一年里百事顺利，平平安安，怅然于当人还在街道的最后一场秦腔戏或木偶戏中回味时，年已过完了。然而，墨绿的麦苗已经盖住了地面，河边、路边嫩绿的小草也已开始疯长，悄然不觉，春已来临。

春来了，好多孩子兴奋地奔跑起来，好多老人脸色红润起来，我沾满文字的指尖，已率先抵达在小村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