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根普普通通的塑料袋，红白相间的条纹，许是不堪重负，又或者是因为辗转了1000多里地，绳子已断了一边。里面装的是核桃和花椒，地地道道的山货。

  它来自阿坝州金川县卡撒乡巴拉塘村。

  在今年3月之前，我并不知道祖国的版图上还有这样一个地方。藏区的高半山上，住着那样一户人家。女主人叫张诗秀，丈夫患胃癌去世，一人拉扯着两个孩子，供养着年迈的母亲。

  张家的艰难是两年前从援藏的同事老刘处得知。老刘是我们的机关党委书记，眉山第三批援助金川工作组的一员，在一次下乡途中了解到他们家的窘况和无助，民主征求我和另外4人的意见，加上他本人，团结起了一个“6人帮助小组”，每人每月出资100元，共同帮助两兄妹读书。

  资助贫困学生这样的高尚行为，因为100块钱竟然发生在了我身上！曾经以为这样的“光彩工程”跟我这个工薪一族是有距离的，是那些实力雄厚的企业家，甚至是喜欢沽名钓誉的土豪做的事情。

  那一刻，我深深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狭隘。

  2015年4月17日，我向提供的银行账号打了第一笔钱，600元。大概是当天晚上，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没有多余的话，只是一个劲地道谢，把我搞得有些不知所措……

  夏天过后，我收到了一袋山货，是带着泥土香味的干蘑菇。张大姐说这是两兄妹暑假里上山采的，因为雨水多，菌子少，晒干了就一点点。后来，“就一点点”成为了她每次捎带山货给我说的最末一句朴素的谦词。话语总是淡淡的，但完全掩饰不了浓浓的人情味。他们在用自己可能的方式表达心意。

  姐姐的成绩不错，人也懂事，弟弟顽皮，学习不太勤奋。每一个节日，总会收到姐姐借妈妈手机发来的祝福短信，这让我很温暖。

  2015年8月，王影聪主席专程到金川县看望慰问援藏干部，无意听说了我们的“私人行为”，把老刘说了一通，在主席眼里，我们都是“小朋友”，工资也不高。于是，我们个人参与的“光彩工程”就上升为公家的集体行动，列入了单位的扶贫攻坚工作内容之一。

  这样的“行政爱护干预”导致的经费渠道变化，并不为张大姐知晓，我们也从未主动告之。

  再后来，当我收到辗转托工作组带回眉山的山货时，便会觉得受之有愧，心里很不坦然。而一个念头却似发了芽的种子，强烈地想去金川看看。

  2016年3月的一个周末，终于成行。奔波10多个小时，到达卡撒乡巴拉塘村，见到了山腰上我牵挂已久的人家。在此之前，他们于我而言，仅限于一个银行账号和一串电话号码，并没有太多温度。

  停稳车，一个瘦瘦的男孩抱来一块大石头塞在我的前轮，是弟弟，连他都有了对付山地停车的经验。“妈，快点回来了……”顺着他吼的这一嗓子方向，我看到了正在地里干活的妈妈。穿一身蓝布衣服，扎着头巾。近了再看，脸上的高原红极具特点。

  因为提前联系过，进屋后小院里已摆好了桌子、凳子，放满了花生、瓜子和爆米花。姐姐欢快地跑进跑出为我们端茶递水，一看就是很懂事的女娃。谁能否认她的懂事呢？每到周五回家，迅速做完作业后，一天半的时间都在帮妈妈劳动，星期天下午再带着弟弟步行两个多小时返回镇上的学校。

  梨花纯洁地开在枝头，映照着几张纯朴的脸庞，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感到自己的一颗心竟然有着从未有过的纯净。

  临走，我悄悄塞给了张大姐一笔钱，那是我履行公务员职责得到的报酬。那，也是我表达心意可能有的方式。

  打开车门，姐姐和弟弟抬着一根编织袋凑过来，不由分说往里塞。为了防止我推辞，弟弟一把将我拖住，瞬间被控制，小小年纪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劲！是两块腊肉和一袋花椒，这让我很哽。打心眼里不愿意要，因为我知道这是可以卖钱的东西，是他们家可怜的收入渠道。一亩地六、七十棵花椒树，能换回全家一年的生活必需品。

  返回眉山很久以后，姐弟一家站在梨树下挥别的身影总在我脑海里浮现。我只是他们人生中一个很偶然的过客，而他们却早已把我当成了亲人。

  立冬的这一天，再次收到一袋山货。核桃的壳很硬，如姐弟一家面对困境的坚强，剥开一尝，仁很脆，特别易碎，这让我想起了山里猛烈的阳光，以及那些需要关爱和保护，然后一起同行的人们。